紫罗兰的魅影:周瘦鹃与上海文学文化(1911-1949)

《紫罗兰的魅影：周瘦鹃与上海文学文化，1911-1949》为“礼拜六派”创始人、“鸳鸯蝴蝶派”主将周瘦鹃一生的跨界传奇。《紫罗兰的魅影》资料丰富，图片精美：小说、电影，报纸、杂志，原创、翻译，紫罗兰、礼拜六——一个人，一段情，几番起伏，几度回首，光怪陆离的上海滩，纷繁复杂的社会人生……

周瘦鹃是民国时期通俗文学“礼拜六派”创始人之一，有名的翻译家、作家、出版家和电影评论家。在思想上周瘦鹃实践“新旧兼备”的改良主张，将国粹与西化熔于一炉。其小说创作颂扬“高尚纯洁”的爱情，同情妇女与弱势群体；形式上文言与白话并重，传承中国抒情传统，借鉴西方小说技巧，具有雅俗共赏的美学价值。他通过“影戏小说”等引进西方电影观念，为中国早期电影做出了重要贡献。 周瘦鹃与紫罗兰的爱情传奇，事实与虚构交错，反映了民国时期爱情、婚姻与家庭的复杂性。同时，周氏及其同人把紫罗兰打造成文学杂志的品牌，以传统名花美人的审美意趣打造时尚女郎的形象，藉以传播现代物质文明，给市民大众带来美好明天的憧憬。

陈建华，1947年生于上海，曾任教于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美国欧柏林学院、香港科技大学，现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致远讲席教授。著有《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国江浙地区社会意识与文学》《“革命”的现代性——现代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从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国时期文学、电影和文化的转型》等。

【目录】：自序 序章 文言、白话与新旧兼备的文化政治 一、文学史的“文言”视角 二、文言与白话：历史轮流转 三、小说与纯文学 四、《玉梨魂》与“共和”文化政治 五、周瘦鹃与民初范式转型 六、1920年代：公民社会与文学空间 七、余论：世纪回眸新旧传统 部 思想、社会与文学背景 第二章 周瘦鹃、茅盾与二十年代初新旧文学论战 一、“新”、“旧”文学之争 二、新旧文学交手 三、《自由谈小说特刊》 四、“新文学”强势话语 第三章 对照镜：“新”与“旧”的历史脉络化 一、《留声机片》：女性痛苦与娱乐的反讽 二、《创造》：女体消费与乌托邦空间 三、 女性解放的不同想象 四、对照镜：新与旧的脉络化 五、余波与反思 第四章 《申报？自由谈》：共和宪政与家国想象 一、《自由谈》的沧桑 二、“言论自由”的政治实践 三、自觉开拓“言论自由”空间 四、“小家庭”与国族想象 五、新文人传统 第二部 紫罗兰与“爱的社群” 第五章 “紫罗兰”的自我再现与都市镜像 一、自传体文本 二、性别错乱：林黛玉与紫罗兰的幽灵 三、“我的心很脆弱” 四、“我是一个爱美成癖的人” 五、“我是悲观的” 六、“我是快乐的” 第六章 紫罗兰魅影：爱情、婚姻与家庭 一、紫罗兰现象 二、《爱的供状》：爱情、婚姻与家庭的拉锯 三、紫罗兰小说话语 第七章 文学商品与文化意涵 一、 紫罗兰走向公共空间 二、 多种面孔与集体身份 三、 绯闻：人言可畏的游戏 四、 名花美人传统的终结 第三部 小说创作 第八章 早期心理小说与“礼拜六派” 一、革命与共和、复古与西化 二、“鸳鸯蝴蝶派”与“礼拜六派”之辨 三、心理叙事的里外开拓 四、文学场域“多元共生”的愿景 第九章 “杜撰”小说：民初政治、女性与美学 一、自认“伪翻译” 二、革命、战争与国家意识形态 三、英雌群像与家国想象 四、暴力美学与抒情传统 五、抒情传统的现代命运 第十章 抒情传统、欧美文学与上海杂交 一、从抒情走向喧嚣的都市交响 二、拿破仑与法兰西浪漫主义 三、“模范家庭”的核心价值 四、教堂尖顶下的社会良心 五、从抒情走向说教 第十一章 “诗的小说”与抒情传统的回归 一、诗与小说的中西谱系 二、反讽与吊柜 三、怪诞与象征 四、被撕裂的抒情传统 第四部 电影文化 第十二章 文人从影与中国早期电影 一、 引子：一个日本链接 二、《影戏话》：电影观念的世界接轨 三、“影戏小说”与本土文化政治 四、移植好莱坞明星文化 五、默片时代与新文人精神 第十三章 《影戏话》：中国电影批评的先驱 一、从茶馆、戏园到影院 二、 追求“逼真”：“新剧”与“影戏” 三、 观念转型 四、类型电影评论 五、中国电影呼之欲出 第十四章：“影戏小说”：早期欧美电影翻译 一、早期电影史背景与理论切入 二、“新女性”与家国伦理 三、抒情与影像：语言的张力 四、“全景景观”与美感经验 五、“俗语现代主义”与本土特征 第十五章 现代文学主体的视像技术建构 一、电影文化与现代意识 二、《红颜知己》：现代传媒的狂想 三、“脑”代替“心”：意识主体的转型 四、感知空间的视觉技术建构 五、“九华帐”的屏幕装置 六、说服诗学与民国主体 七：现代文学主体的诞生 第十六章 结语：上海世俗的百年沧桑 一、引子 二、文学、新剧和电影的会合 三、维多利亚连接：从周瘦鹃到张爱玲 四、《繁花》：世俗精神的新世纪展望 附录：陈新民 我所知道的周吟萍

【前言/序言】：二十年前的一个下午，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像平时一样，在重城阑珊的书架之间踯躅、浏览、飘移，翻阅老旧杂志，见到《半月》眼前一亮。每一期封面是一幅彩画的时髦女郎，每四五册装订成一厚本，显然少有人碰过，尘封之下仍未褪色，偶尔夹着书局赠送的折扣书券。 编者周瘦鹃，我很陌生。少年时代喜欢诗，知道很多诗人，后来在复旦念书，专业是元明清文学，对现代文学的了解无非是鲁郭茅等人。依稀听到过“鸳鸯蝴蝶派”，那是不太名誉的，他们写了些什么于我一无所知。那时在选修李欧梵老师的讨论课，有关现代文学与印刷文化方面的，因为要写期末论文，在图书馆找材料。 找了一阵又回到《半月》，比起同类杂志看上去更为精致。封面女郎穿着时兴，又像仕女图，配上隶书题字和古币图案，气息亦新亦旧。一期期一页页翻下去，仿佛儿时的感觉回来了。那些故事宛现旧时上海的风俗长卷，人情世故，油米酱醋。无穷无尽的叙事，稠软、雾苏而延绵，犹如我住过的地方――从虹口苏州河畔到南京路口的街道弄堂。留存在母亲记忆中的是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对她来说，最难忘的事情除了“花姑娘”逃难，就是好莱坞电影，什么《魂断蓝桥》啦、《出水芙蓉》啦，明星方面男星是格里高利？派克，女性是丽塔？海娃斯。 于是期末论文写了周瘦鹃和《半月》杂志，李老师大高兴，建议我把周瘦鹃作为博士论文课题。就此一锤定音，这么多年一路走来，他也一路呵护。其实我的现代文学根底浅，对鸳蝴派反而没什么成见，这大概也是一种好处。然而这本书到现在才拿出来，应该是说不过去的。一方面是我的怠惰，做事温吞水，一方面是兴趣广泛，易于旁骛，还做了一些别的事。不过无论是革命话语、茅盾、报刊、电影，多少都和周瘦鹃有关，心里总装着一个“文化”整体，总在捉摸“民国”的历史是怎么回事。打那篇期末论文之后，我似乎一直在写周瘦鹃，有些东西在不断的改写和重写，然而让我愉悦的是过程，探索本身充满挑战和机遇。不同的课题和材料会展示多种视角，需要各种理论的切入，虽然各类文本交织成一个无形之网，我不想吊在一棵树上，在茂林中流连忘返，累了来到水边，坐看云起，在蒹葭苍苍中发呆。 在“通俗”园地里耕耘，算不上寂寞。时而见到新长的硕果，赞叹之余，会觉得惭愧而奋进。北美电影史家米莲姆？汉森(Miriam Hansen)是我敬佩的一位学者，史料的功底扎实，理论富于卓见。其《巴别塔与巴比伦》(Babel and Babylon)一书挪用“公共领域”的理论阐述美国早期电影与观众的形成，公认为电影与文化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典范。她继而重估好莱坞经典电影的全球影响，一反通常popular culture的思路，而提出vernacular modernism这一概念，从而摆脱了雅俗二元的思维范式，给好莱坞电影打开了与欧洲现代主义接轨的脉络，同时理论上也引向本雅明式的感知文化史的研究。汉森对1920年代的上海默片产生兴趣，也从“俗语现代主义”的角度撰文探讨，对于“传统与现代”夹缝里的女性角色作了精彩的诠释。那篇论文吸收了周蕾、毕克伟、李欧梵的研究成果，但汉森重视自己的观影体验，通过影像文本分析来呈现历史。其实她所能看到的上海默片很有限，大部分都已经失传，尤其在“”中被付之一炬，去年从挪威得到1927年拍摄的《盘丝洞》一片，难怪国人视为宝物。现代中国的大部分是在破坏，不知道珍惜自己的传统，不光是旧传统，新的也是，这是很让人感慨的。 从汉森那里我得到启发，因为倾心于本雅明，对于“俗语现代主义”不免心有戚戚，虽然这个翻译显得勉强，跟我的“白话”余悸有关。她所重现的那部分历史虽然有限，但那些银幕女性星光熠熠，代表了那个时代女性的酸甜苦辣的情感历程，比起文字表述别是风景独好。其实我做的周瘦鹃与早期电影那一块，在中国电影史里至多具“前史”的意义，然而从旧杂志里把他的“影戏小说”一篇篇找出来，吉光片羽，却闪烁着世界电影的曙光。其时欧战方殷，好莱坞尚未称霸影坛，如《旁贝城之末日》一片代表战前意大利电影之成就，其史诗传统对于格里菲斯启发良多，此为电影史家所津津乐道者。周氏自述看了该片之后，遂迷恋影戏一发不可收，因此其光影想象的世界意味值得涵咏。当然那是不限于电影方面的，像周氏及其同仁们从事文化生产，也是马不停蹄，挖空心思。尽管对国事日非、对军政当局的胡作非为痛心疾首，口诛笔伐，但他们不抛弃民国，不讲革命，不搞运动，不反传统，和危如累卵的共和体制同进退，在和市民大众分享喜怒哀乐之时，传播国民理念和现代价值。这些方面在今天看来，是很了不起的。 民初二十年间的周瘦鹃，时时受到来自新文化的鄙夷和胁迫，然而新与旧不弃不离，却使我更能对近现代“中国”有个整体性的了解。如果说制度移植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基本表征，那么无论革命或改良，在工业化和一夫一妻、核心家庭的层面上，中国基本上接受了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模式。从这个角度来看周瘦鹃他们所做的，乃把本土“情教”与普世之爱相融合，强调个人、爱情和亲情，旨在重铸一种能迎受现代性挑战的社会机制和民族心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风靡一时，在政治还阳之时，凸现了大众情感的问题，社会需要与之重新调适，方能重现活力，虽然其爱情模式比维多利亚还要维多利亚，比起四十年代的张爱玲，是较为逊色了的。由是也可看到，所谓制度移植并不限于政治上师法欧美或苏俄的方面，而是多元多层次的，尤其在日常生活、大众心态方面的变迁要比政治体制来得更为基本而深刻。吊诡的是偏偏在语言方面，在新文化当中包括鲁迅在内，“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几成口头禅，好像只有把汉字废了，中国文化才能彻底换血。然而自八十年代以来，谁也不会再这么说了，历史就这么突然醒过来，实在无可理喻。 好了，不多说了。写这篇自序是为了感恩。有太多的师长、朋友、同学和学生给我帮助、和我分享，要谢也谢不过来，这里只能大致举一些。首先得衷心感谢我在哈佛的导师李欧梵先生。没有他，不光不会有这本书，我的学业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不知在哪棵树上挂了。记得在我最初的课堂作业上理论话语给老师大段划掉，至今仍印刻着这份惨痛，使我不敢乱耍理论。这些年我们同在香港，总有机会相聚，常在大年三十去老师家里吃年夜饭。在学生当中，大约只有我还能有这份充满了关爱和温馨的“功课”吧。子玉师母煮的素食非常可口，我总会饕餮大嚼一番。 其次是韩南先生，在退休之后仍然指导我的论文，每次拿回我的论文，可看到他用铅笔逐字逐句改正我的英文。长记那些请益的午后，在他的办公室里，阳光洒落进来，而他的睿智则照亮了我的思路。另一位论文指导老师是伊维德先生。在1998年哈佛举办的研究生学术研讨会上，我宣读了关于周瘦鹃和紫罗兰的论文，他担任会议主席，给了我很多鼓励。他是古今都通，创意十足，在我写作过程中给了许多建议，至今难忘。 1998年夏天回国，收集了不少资料。那时上海图书馆新馆落成，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泡在那里。许多东西如《紫罗兰》、《紫兰花片》、《上海画报》等，都能看到原件，复印收费还不那么贵，把我搞得不亦乐乎。一个半月之后回美国，进关时被卡住，检查人员见到塞得满箱的复印件，不禁纳闷，问我为什么回去那么久，我说那都是要写博士论文的资料。他立刻懂了，就客气起来。 那个夏天对我的论文写作至关重要。认识了很多朋友，得到许多热情而慷慨的帮助。首先是陈子善兄，凡要做现代文学方面的研究，无不找他指点迷津。我更是幸运，巧的是他父亲陈新民先生原来是“紫罗兰”周吟萍的侄女婿。陈先生亲笔写了几页纸，提供了关于周吟萍家庭背景以及她的婚嫁情况，这些连鸳蝴派文献专家的郑逸梅都不知道，因此尤其珍稀。子善兄还介绍我认识了魏绍昌先生。魏先生非常豪爽，请我们在扬州饭店吃饭。他是有名的吃客，点的菜十分正宗，就像他的《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那本书一样，早就成为我的研究指南了。那次回国便购到他编的十本一套的鸳蝴派小说，都是在民国小报上连载的，可见他对资料的掌握如数家珍，现在要编这么一套小说的话，非得拿个重点项目不可。 早先在洛杉矶就认识了吴格兄，通过他在复旦图书馆掏到不少宝。《香艳丛话》、《紫罗兰集》等，都给复印下来，在馆员的帮助下还特别把《紫罗兰》杂志做成胶卷。那时也认识了袁进兄，也是通俗文学研究的先驱，那时正逢他编的《鸳鸯蝴蝶派散文大系》出版，他便慷慨赠予。 带着周瘦鹃的文件夹子参加了很多会议，作了很多演讲，也发表了很多，星星点点都留存在记忆之中，造就了人生的意义。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2000年在苏州大学召开的近现代中国通俗文学国际研讨会，海内外群贤毕至，共襄“通俗”盛举，贾植芳先生、章培恒先生、王德威先生都在。在我作了关于紫罗兰与都市镜像的报告之后，吴福辉、郭延礼、刘扬体等前辈都给我鼓励。这次会议给我带来巨大的精神动力。主办此会的范伯群先生一直关心我的周瘦鹃研究，2005年邀我在苏州大学作了两场演讲。有什么会他都会把我叫上，让我分享他的通俗文学研究团队的成果。2007年他和曾华鹏先生路过香港，莅临我的科大住处。范先生指着客厅里大尺寸电视屏幕，笑着说我一定是给屏幕里的“妖女”迷住，把我的周瘦鹃的书给吃了。每想起这幽默的鞭策就令我感愧不已。 次年在王德威先生主持下，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也召开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国际研讨会，我也有幸躬逢其盛，作了关于周瘦鹃与茅盾的报告。后来我在香港读到他的一篇文章，提到我的研究，令我心脸齐热。王先生称周瘦鹃是个“大蝴蝶”、“大鸳鸯”，的确在他的关注下，我的“周瘦鹃”在日长夜大。结果这些会议论文结集出版，是由王先生的高足罗鹏及其夫人周成荫编辑的，我的论文也收入其中。编辑过程往往是个学习机会，不仅是规范要紧，也让人懂得那种学术表述与一般通识的把握，而这方面罗鹏的认真和干劲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给我得益也尤多。 那时北美《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杂志主编邓腾克(Kirk Denton)先生要为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编一本关于东亚现代文学的书。这类书属于研究指南，一般是大出版社每隔一阵找一批专家来写，藉以反映学科的前沿走向。作为一个博士研究生能得到这种机会，当然是求之不得。邓先生邀我写了关于梁启超和晚清诗界革命的题目。另外采纳了我的提议，为周瘦鹃与民国通俗文学写了一篇。此书于2003年出版。早在1976年胡志德（Ted Huters）先生编过一本《中国革命文学》(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in China)的选集，其中有林培瑞(Perry Link)先生翻译的周瘦鹃《行再相见》的短篇小说。记得1997年在芝加哥开亚洲年会，我作了关于周瘦鹃和《半月》的报告，林先生在场，对我勉励有加，并惠告我上述那本选集。他于1981年就出版了《鸳鸯蝴蝶派小说》一书，的的刮刮是国际鸳蝴研究的开山者。其实那篇会议报告就是李先生课上的作业，急乎拿出去应市，还谈不上初出茅庐，因此听到林先生的鼓励，只能用受宠若惊来形容了。 一路伴随着许多友情，长久如不断的记忆之链。早在八十年代初傅葆石兄来上海访学时我们就认识。后来在伯克莱加州大学又相聚，不久在电话里告他我将去洛杉矶读书，他说喔，真的吗？你年纪不小了喔。他的顾虑不难理解，的确我已经四十多岁了。1999年由于他的推荐，我去他在的伊利诺埃大学参加历史系组织的反思五四范式的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不外乎周瘦鹃。主持这个研究计划的周佳荣、洪子奇等教授，充满激情，极端认真，接着在2002年和2003年分别在亚洲年会和俄勒冈大学开了两次会，继续探讨，论文也反复修改，最后我做的是周瘦鹃和五四“语言转向”的课题，论文集以Beyond the May Fourth Paradigm（超越五四范式）为题，在2008年出版。这颇能体现北美的学风，一篇论文、一本论文集，都要打磨好几年。这是个富于挑战的课题，一次次讨论犹如思想风暴，大家在交锋中成为朋友。葆石兄没有参加这个计划，但一如既往，我在香港有什么事，他总会挺我一把。 和孙绍谊兄也是。我们初见于1996年夏威夷的亚洲年会上，后来因为我染指电影，和他走得更近。2011年由他牵线，在上海大学影视学院作了关于周瘦鹃与影戏小说的演讲。院长金冠军是我八十年代初在复旦分校的老同事。演讲后金院长慷慨拨出一笔款项，支持我的研究计划。这两年我在上海，有什么可以合作的，成或否，无论是饭厅酒吧、茶室会场，有机会总会和绍谊相聚。我说我还有那张照片，上身赤裸，是你在夏威夷海滩上为我拍的，他说是啊是啊，怎么会不记得？ 每想起我在哈佛的那些日子，缅怀不已。我的同窗好友纪一新、沈志伟、明凤英、黄心村、石静远、罗靓、吴国坤等，关于我的周瘦鹃工程，有的赐以佳思妙想，添砖加瓦，有的帮我看稿子、改句子，有的听得几乎两耳生茧，这些情景一一宛如目前。特别要提到黄运特兄，正逢他那时在哈佛英语系执教，少年才俊令我歆慕不已。大概因为写诗，我们投缘。他乐于帮我看论文，我的破英语让他来润饰，真的是牛刀小用啊。 还有廖炳惠先生，对于西方后学，是首屈一指的武林高手，因为李先生的关系，对我特好。我也请他看过几章论文，他比较喜欢周瘦鹃传记的那一章。有一回我们在哈佛附近的餐馆，他跟我讲研究范式问题，关键是如何在对材料驾轻就熟的基础上，能够高屋建瓴，纵观中西研究范式的局限而有所突破。这番开悟不啻一语见血，字字金针。虽然至今我吃不准是否做到，但须时时警觉，只要余勇尚存，一定要这么去想去做的。 还有陈思和兄，他来哈佛访学时，跟我聊到周瘦鹃的问题。在现代文学领域里，他也十分关心和支持通俗文学的研究，事实上他不断发展的“民间”论述令我神旺，无形中激励了我的研究。数年前他准备编一套现代文学的研究丛书，把我的这本书也收进去。此后也一直在关心我的进展，而我一再拖拉，想起来就觉得惭愧。 我的研究没有机制性的帮助，恐怕会大打折扣。1999年哈佛东亚文明系给我的论文写作提供一年的奖金，一种相当有名的奖金，系主任包弼德（Peter Bol）先生是背后推手。在香港科大期间人文学院数次援手资助我的研究计划，得到郑树森先生、高辛勇先生的支持。2010年底得彭小妍先生、杨小滨兄之助，能有机会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作了为期四个月的访学，参加了他们举办的《跨文化与现代性》的国际学术会议，并作了关于周瘦鹃与中国早期电影的报告。此外科大的研究生张晖、李思涯、张春田、罗萌、林雅莉、孔健、黄月英等，都给过我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值得纪念的是在科大的社会和人文学院院长李中清先生和洛杉矶加大的王国彬教授的支持下，有幸与胡志德先生一起主持了一项洛杉矶加州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合作研究计划，分别于2012、2013年在美港两地举办了工作坊与国际学术会议，以vernacular modernity为主题对清末民初的通俗文学作了富于成果的探索与讨论。特邀李欧梵先生和王斑教授作主题发言，参加会议的学者包括郑文惠、Roanna Cheung、范伯群、John Christopher Hamm、Michel Hockx、黄诚、黄锦珠、黄运特、林雅莉、雷启立、罗萌、马鲁静、明凤英、吴国坤、潘少瑜、孙慧敏、孙丽莹、王宏志、颜健富、杨联芬、袁进等。学者们发表高见，对于推进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研究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在此谨向大家表示由衷的感谢。胡先生是我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的老师之一，合作期间我们在香港有机会多次畅谈，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厚学养和批评立场，给我的启发非能以道里计。 书中各章节大多已见诸各种学术刊物，而作为全书的整体呈现，局部修改所在都有，有的改得面目全非。出版无疑是重要环节，编辑们付出辛劳，他们和论文评审学者的意见都不可忽视，在此就不一一提到了。对于本书的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陈征先生给予大力支持，在编辑过程中胡艳秋女士的认真细致的工作精神令人感动，谨在此对他们致以衷心的谢忱。 书至此，不禁心头泫然。文中提到的几位前辈长者已奄然长逝，不一一道及，他们的著述与精魂永在，储于我心影。所谓人生苦短，世道亟变，仅愿留取当下，珍重眼前，与大家共勉。 2018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