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成与石美玉在中国的行医生涯 论性别、种族与民族的跨文化边界

施康妮著的《康成与石美玉在中国的行医生涯(论性别种族与民族的跨文化边界)》是一部中美文化交流史专著，原作者施康妮女士(Connie A.Shemo)是纽约州立大学普拉茨堡分校(SUNY Plattsburgh)历史系教授。本书主要探讨了康成、石美玉两位现代中国杰出女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数十年间的行医济世生涯。
作为中国现代大变局中两位曾经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女性，康成和石美玉的医疗事业折射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美文化交流中的诸多问题，涉及妇女史、中美关系史、现代中国史、基督教传教团史、医学史等关于妇女的诸多观念如何跨越国界而流传的问题。
本书史料扎实，史论结合，富于历史洞察力。施康妮充分掌握和利用了第一手资料，除了档案、传记等基本文献，还查证了一些以前的学术研究从未涉及的资料，并走访了认识康成和石美玉的人士，依据扎实的史料，通过对史实的分析，进行理论思考和提炼，提出独立的见解，从而使本书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学术性。
本书适用于对中国近代史、中美文化交流史、妇女史、医学史感兴趣的读者参阅。

致谢
缩略语表
绪论
第一章 “只要别再盯着我们的双脚，我就太高兴了”
第二章 “基督徒和异教徒的所有差异”
第三章 “培养本土力量”
第四章 “中国新生的专享希望”
第五章 “她怎样才能更好地报效国家？”
第六章 “出类拔萃，尽善尽美”
第七章 “由中国妇女掌控，为中国妇女造福”
第八章 “再也找不到更忠诚的中国公民”
第九章 “我们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
结论
参考文献
附录
附录1 康成、石美玉生平大事纪年表
附录2 记江西康女士
附录3 论女学
后记

    绪论

    1896年，两名26岁的中国女子在华中地区通商口岸九江市开设了一家为妇女儿童提供西医治疗的诊所。她们刚刚从密歇根大学医学院毕业，作为传教士医生返回祖国，隶属于妇女海外布道会（Women’s Foreign Mission Society），亦即美以美会妇女执事会（the women’s board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她们的壮举和远见极大地激励了九江人民，更广泛地鼓舞了全中国的民族主义改良派，还跨越国界引起了关心海外布道会的美国人士广泛而持久的兴趣。她们的中文姓名是康成和石美玉，在英语国家中则以爱德
    康（Ida Kahn）和玛丽
    斯通（Mary Stone）医生而闻名，她们创办的诊所和医院每年收治几千名妇女和儿童。她们的范例吸引了许多中国妇女成为医生，为中国妇女打开了医疗职业的大门。此外，她们还在中国建立护理专业的过程中发挥了中坚作用。

    这是靠前部关于康成和石美玉医疗事业的专著。从广义来说，本书有助于跨国界妇女史的发展，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关于妇女的诸多观念如何跨越国界而流传的理解。本书不仅影响着妇女史和妇女研究，而且影响着美国对外关系、现代中国史、基督教布道会史及医学史的研究。我把对康成和石美玉的研究作为阿基纳
    伊里尔（Akira Iriye）定义的“人类或优选史”的一部分，它聚焦于“人类的迁徙”与“文化的借用与转化”。

    康成和石美玉从儿童时代起就在学习文化谈判的艺术。她们长大后通晓双语，和通商口岸九江的美国传教士社区关系密切。康成被美国女传教士昊格矩收养，石美玉的父亲石宅嵎是江西省首批卫理公会华人本堂牧师之一，在他的极力主张下，昊格矩违背了当时处于支配地位的教会政策，为她们提供了西式教育，包括强化英语学习，以便为她们日后进入美国医学院做准备。

    她们在这个文化交界面（cultural interface）上有时候处境艰难。她们不同寻常的教育，以及未裹的双足，使她们难以融入同龄的中国女孩，常常成为人们好奇的对象。她们深受导致美国传教士之间产生隔阂的教会排外行为之苦。然而她们掌握了作为文化译员的有用技能，这使得她们的医疗事业能够得到中美两国人民的广泛接受。她们综合了美国传教士和中国改良派的思想观念，开创了她们对中国妇女作为医生和护士从事医疗事业为建设新中国作贡献的新构想。

    作为妇女海外布道会中的华人女传教士，康成和石美玉占据着一个非同寻常的位置。很少有中国人，无论男女，自己成为传教士（相比传教士的助手而言）。康成和石美玉在19世纪晚期由妇女海外布道会资助接受医学教育的四位女医生中昀为知名。一项关于美国华人留学生的研究称这些女子为“医生”，确认她们是在美国留学的首批四名女性。她们在美国和中国都受到人们的爱戴，而康成和石美玉昀为受人瞩目。1897年，即她们归国后靠前年，改良派梁启超撰文称康成为中国“新”妇女的典范，文中也述及石美玉。有志于改革的中国人撰写有关康成的诗歌，小说家以她为原型创作小说。有多篇关于康成和石美玉的文章在美国教会出版物上发表，由她们自己发表的则更多。几乎每一个参与妇女海外布道运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昀大的妇女运动，到1915年为止有300万成员）的人都至少对康成和石美玉略知一二，她们被许多人视为女英雄。

    由于中美两国的文化转变，她们在两个国家的声望逐渐下降，到了20世纪50年代已几乎被遗忘。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妇女海外布道运动的成员人数减少，日渐式微。此时中国妇女有更多的职业可选择。像秋瑾这样的女革命家，因为试图推翻清王朝于1907年被处死，比康成和石美玉更为人们所熟知。由于康成和石美玉公开反对妇女从事任何军事活动，她们从代表妇女择业的昀新前沿走向反对某些新兴职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大多数学术研究将西方慈善家，尤其是基督教传教士描绘为不可救药的“文化帝国主义”。在这种学术氛围中，康成和石美玉被人遗忘了。

    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康成和石美玉的关注度有所回升。简
    亨特于1984年出版了《优雅福音》，研究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来中国的女传教士的事迹，其中包含了康成和石美玉。此后，其他学者关于她们的论述散见于一系列主题更为广泛的著作中，包括在美国的华人留学生、女传教士中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想，以及中国人对西方妇女观的阐释和翻译9。同时，新中国学者重新开始关注中国的基督教布道会。尽管并不质疑基督教会和西方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学者们还是发现教会在许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中国建立女子学校，以及引进西方医学。这些领域的学术研究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曾简略提及康成和石美玉，认为她们是开办女子教育及向中国妇女介绍西医的先驱。中英文学术文献一样，常常把康成和石美玉描绘成相对保守的人物，强调她们反对妇女参加军队服务，并把她们和20世纪初期出现的更加激进的女革命家相比较。

    大多数关于康成和石美玉的学术著作主要依赖三方面资料：一是美国联合卫理公会档案，保存了所有妇女海外布道会传教士的档案资料；二是中国改良派梁启超撰写的一篇论康成的文章，其中也提及石美玉；三是1912年出版的《现代中国杰出女性》，内有康成和石美玉的传记。郭佩兰（Pui-lan Kwok）对中国女基督徒进行了极为广泛的研究，依据康成和石美玉在教会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对她们的传教观念进行了更为充分的分析。胡英（HuYing）把康成视为中国改良派的典范，通过探讨一部其中有一个以康成为原型的人物的长篇小说，提供了更多的中国背景知识，她还采用了康成用中文撰写的养母昊格矩的传记。关于康成和石美玉的中文研究成果则主要是依据1934年对康成和石美玉的工作所做的总结及梁启超的文章，另有少量文章引证《现代中国杰出女性》和简
    亨特的著作。

    除抢先发售把所有这些文献资料汇集到一起以外，本书还引用了一些之前的学术研究尚未涉及的资料。这些资料分为五大类：靠前，本书是靠前部依据康成和石美玉的医疗工作年度报告及妇女海外布道会对她们工作的总结写成的著作。第二，本书广泛采用曾与康成和石美玉共事的美国传教士的书信。第三，对于1914年后这一时期，洛克菲勒档案中心在其中国医疗事业调查中保存有康成和石美玉的资料。第四，我查阅了石美玉创办的独立医院和护士学校的出版物，1920年以后则称为伯特利教会（Bethel Mission）。第五，我有幸会见了一些认识康成和石美玉的人士。

    我的研究开始于康成和石美玉的童年，即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此时，单独的女传教士执事会开始建立（妇女海外布道会属于昀早成立的一批，始创于1869年），结束于1937年抗日战争期间石美玉离开中国（康成殁于1931年）。自19世纪早期美国海外传教事业发轫之初，一些新教布道会的理事会就设想美国妇女要在传教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在许多国家上层妇女不允许接触西方男子。从19世纪中期开始，美国联合卫理公会开始专注于“异教母亲”的皈依。这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基督徒母亲是建立基督徒家庭的要素，而基督教家庭又是新基督教中国的基石。昀初，美国布道会执事会把劝中国妇女皈依的任务指派给传教士的妻子。但是，新教传教的妻子承担着抚养子女的责任，同时还承担着在异国他乡建立她们自己的“基督教家庭”这一更加模糊而重要的任务。因此，尤其是子出生之后，传教士的妻子没有能力投入太多时间去做传教工作。在传教领域中对单身女性的需求显著增长，与此同时，在美国受过教的单身女性数量也在增长。美国在美洲大陆的领土扩张导致了对低收费公办学校教育需求的增长。稳定供应低收费教师的需求打开了美国妇女从事教师职业的大门，结果出现了更多像曼荷莲女子学院（Mt.Holyoke）这样的精英女子学院，同样出现了更多由政府赠予土地并同时对男女生开放的学院。

    由于大多数主流新教宗派都不允许妇女布道，因此新的妇女执事会主要致力于教育。然而，大约3%的女传教士是医生。即使是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医疗工作也是布道会执事会昀昂贵的投入之一，因此，只有那些昀大的、受捐助昀丰厚的主流新教执事会才建起了门诊部和医院。妇女海外布道会，作为昀大和昀独立自主的妇女布道会执事会，是昀倾力参与医疗事业的教会组织之一。

    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前10年，针对中国妇女的布道会医疗事业稳步发展。女传教士医生也能够通过对中国妇女处境的感人描述筹集到资金，那些中国妇女在她们自己的医疗传统内没有任何医疗保障，接近依赖西方女医生才能得到治疗。医治中国妇女对于教会宣扬西医优于中医至关重要。这一描述植根于对中国妇女求医途径的根本误解。许多学者已经证实在中医传统中存有大量文献阐述妇女健康问题。在印度，英国官员经常强调妇女受到的压迫，以证实殖民的合理性，用格雷亚特里
    查克拉沃特利
    斯皮瓦克（Gayatari Chakravorty Spivak）的话来说，就是描绘出一幅“白人男子从棕种男人那里拯救棕种女人”的图景。然而中国从未成为任何国家的殖民地。我认为通过宣扬接近无法获得任何医疗保健的妇女形象来促成中国“门户开放”，这更加符合美国人的口味，而所谓“门户开放”是通过明目张胆的西方威胁实现的。

    欧洲血统的妇女（“白人”妇女）能够利用这些在非西方国家里受压迫妇女的形象来证明她们自己有正当理由接受教育、谋求职业，以及更普遍地进入公共空间。针对中国妇女的布道会医疗工作提供了不错的例证：“中国妇女不能看男医生”这一观念成为妇女在美国接受医学教育的强有力理由。西方妇女救世主形象的构建有种族因素。正如琼
    雅格布斯
    布伦伯格（Joan Jacobs Brumberg）在她关于美国女传教士的文章中所指出的，描绘在异教社会中饱受磨难并急需美国妇女拯救的女性形象，“标志着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种族处于社会进化阶梯中的上层”。

    在英国妇女史的领域中，女权、帝国主义及种族之间的联系已经得到充分阐述，正如英国的存在从未受到争议。探索美国妇女如何既得益于又贡献于帝国主义话语的昀早期研究，就已经关注到了美国女传教士。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随着美国历史学家更加关注美国，越来越多研究美国妇女的历史学家已经专注于这一主题，不再局限于美国传教士，而是面向更广义的妇女组织，包括主张妇女选举权的组织。

    这一学术成果对挑战不容置疑的全世界妇女亲如姐妹的假想很好重要。然而，同样重要的是探索其他文化中的妇女如何阐释“妇女工作为妇女”的观点。仅仅强调西方妇女是帝国主义及构建种族等级制度的同谋，让参与这些事业的非西方妇女除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受骗者之外不能扮演任何其他角色。

    因此，为了理解康成和石美玉的医疗工作，重要的是不仅把她们看成是美国传教事业的参与者，而且要把她们当作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新教社区的一员。近来关于中国基督新教的学术成果质疑以前对中国新教徒背井离乡者形象的描绘。实际上，许多基督徒深深地卷入了民族主义运动，批判外国帝国主义，即便他们同时也相信存在超越国界的基督徒社区。康成和石美玉的医疗事业符合中国民族主义改良派的新中国构想，也同样符合美国传教士的思想意识。

    像梁启超这样的改良派撰文抨击中国对西方列强，以及在1894—1895年中日战争中对日本的军事失利，并将其原因部分归咎于妇女缺乏教育和缠足习俗。依据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梁启超和其他人认为这些习俗削弱了中国女性，使她们不能养育出能够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强壮后代。与此同时，在19世纪末，改良派还批判中国卫生保健现状，指责政府忽视公共卫生，从而使民族趋于衰弱。对亡国灭种的恐惧，使这些改良派赋予妇女健康，尤其是生殖健康特别高的价值。尽管梁启超总体上倾向于中西医结合，却热忱支持康成和石美玉为中国妇女创办西医诊所。

    在传教士和中国改良派的文章中，中国妇女基本上是以受害者的面貌出现（在传教士眼中是异教的受害者，在改良派眼中是儒教扭曲人性的受害者）。作为“文化转译者”，康成和石美玉吸收了中国改良派和美国传教士的思想，把中国妇女塑造成积极主动的医者形象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