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的基本范畴与中国的实践传统

《靠前法的基本范畴与中国的实践传统》的主题为中国靠前法的实践传统，法律基本范畴的分析范式使其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程度的复杂性，它必然涉及文化、政治、经济等各种领域的实证分析，但愿这种宏观的研究能为法学同仁的靠前法研究提供一定理论框架和方法论。

法律的范畴论（价值论、主体论、本体论、运作论和关联论）的内在关联性和人本主义都决定了中国在靠前法实践中所追求的基本价值及其外交传统。这种传统与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和近代的殖民历史密切相关。但是中国在靠前社会和平崛起之后，中国对于靠前法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意义上的主体性都显著加强；在中国与靠前社会的互动中，在经济优选化的背景下，中国通过靠前法予以追求的价值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样，中国在靠前法实践领域必然面临着系列挑战，她必须对靠前法的实践传统进行变革，只有这样才能在追求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维持靠前社会的和平与安全以及人类的共同利益。

江河，男，1973年10月生，湖北浠水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瑞典隆德大学博士后，瓦伦堡人权与人道法研究所（RWI）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靠前法基础理论、靠前组织法、靠前人权法。其著作有《欧盟法的内在化与外在化及其对靠前法的启示》（专著）和《可持续发展实践指南：社会、经济与环境责任的履行》（译著）；先后参与多项省部级科研课题，并在《法商研究》、《法学评论》、《江苏社会科学》、《武汉大学学报》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十多篇。

总序 Ⅰ
前言Ⅲ
第一章国际法的范畴体系1
第一节哲学上的范畴与国际法的范畴体系 1
一、哲学上的范畴、概念及其作用2
二、法学和国际法学的范畴体系6
第二节 国际法的基本范畴及其特性演变 10
一、国际法的主体论12
二、国际法的价值论14
三、国际法的本体论 16
四、国际法的客体论20
五、国际法的运行论22
六、国际法的关联论25
第二章儒家文化、“华夷秩序”与国际法37
第一节儒家文化与法治的异质性38
一、文化和文明的界定39
二、儒家文化及其政治和法律特性41
三、中西“封建”之比较及其法律意涵43
第二节儒家文化和“华夷秩序”的建构46
一、大陆文化与“华夷秩序” 47
二、“华夷秩序”的双重解读：“中国”和“国际”的悖论52
三、“华夷秩序”的经济分析：以海禁与朝贡为视角 54
第三节 “华夷秩序”与近代国际法的碰撞56
一、“华夷秩序”的社会特性及其国际法向度57
二、封建帝国与近代国际法的碰撞63
第三章人权抑或主权：中国国际法主体论的实践72
第一节法律主体的界定及其历史演进73
一、哲学意义下的主体73
二、法律意义下的主体86
第二节 中国的文化传统与法律主体的界定100
一、“国家”的词源分析与组织演进100
二、儒家文化与国家的构成要素105
三、封建国家与个人的法律主体性 114
第三节 国家的主体性与国家主权的演变120
一、国家对外的法律主体性分析121
二、国家主权的界定及其双重属性 126
第四节 国际法主体的变革：人权与主权的博弈129
一、中国有关国际人权保护的实践 130
二、发达国家的人权实践 136
三、人权与主权的博弈：国家主权的相对化 140
第四章国际法的价值：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实践145
第一节 法律的价值体系和国际法价值的演进 145
一、法律的基本价值与法律拟制的主体146
二、正义的终极性、“不确定性”及其法律功能 150
三、国际法价值的历史演进逻辑 153
第二节正义原则、国际组织与国际法价值的实践 159
一、正义的原则体系与组织的多维视角 159
二、组织的开放性与国际法价值的互动与整合168
第三节“文明的冲突”与国际法的基本价值175
一、宗教文明与法律体系 175
二、“上帝之间的战争”与国际法的正义与秩序 178
第四节儒家文化与国际法价值的实践和变革185
一、儒家的价值观和中国的法律文化186
二、中国与主要的国际组织 194
三、儒家和谐的现代性转向与国际法的价值重构 208
第五章国际法的本体论：《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的重视213
第一节法律的本体及其中西法律传统的比较214
一、中西哲学的本体论及其比较分析214
二、法律的本体、概念与渊源217
第二节 国际法的本体论和法律渊源236
一、国际法的特性与本体237
二、国际法的动态渊源体系239
三、国际法渊源的界定242
第三节国际法渊源的法律实践：《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的重视258
一、国际法渊源的新发展258
二、中国有关国际法渊源的实践 266
第四节国际法的碎片化273
一、国际法的碎片化概述273
二、国际法碎片化的体现和成因276
三、国际法体系化的现实路径 279
第六章国际法的运行论287
第一节大国政治与国际法的实施288
一、大国政治与国际法的实证化288
二、国际法的双重法理296
三、大国政治与国际法的执行：以《联合国宪章》为例 301
第二节 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及其司法化307
一、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概述307
二、和平解决争端机制的弱点与困境309
三、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化 318
第三节中国有关国际法运行的实践324
一、儒家文化与国际法的运行机制324
二、和平崛起的中国与国际法：以美国为参照系 326
三、中国的国际争端解决传统及其变革 330
参考文献335
后记345

    3.国家主权与人权的实践：以公民身份为视角
    人的社会性导致了人的主体性转向或异化，进而造成了普遍性人权和区域化国家主权之间的紧张关系。无论在理论领域还是在社会实践上，人权和主权之间都存在着辩证的关系，在历目前两者是互动的。在现代社会，随着国家的神化，现代性日益展示了人权和主权之间的对立。人权和国家主权的同质性互动关系，在理论上根源于人的主体性的积极转向，在实践中资产阶级革命所提出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事实上促进了人权的实现。人权和主权的对立，主要在于人权的普遍性和开放性与主权的地域性和封闭性。公民身份的区域性和人权主体的普遍性差异，使国家主权在实践中践踏了人权。依主权之意志和公民之义务，战争中的杀戮行为无疑是剥夺了很为基本的人权，无论这种主权者的命令在实证法上是如何“合法”。主权国家的合法性及其行为规则根源于公民政治，公民权利和人权在主体上的差异性，因靠前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而复杂化。公民权利是人权的组成部分，公民政治可以促使主权国家在其领域内有效地保护人权，而人权的普遍性涉及靠前社会，国家的外交政策因此有可能与人权的保护相对立。在理论上，主权国家在靠前社会所面临的现代性压力，可以通过靠前社会的原始性或无政府状态来瓦解。例如，发达国家在经济优选化过程中所获取的利益可以增加公民福利进而促进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充分实现，但这种权利的实现是以他国人民权利之丧失为条件的。
    人权主体的普遍性使人权的实践具有开放性，但是发达国家的靠前人权法实践无疑因资本主义的特性具有虚伪性，尤其体现在靠前社会中推行双重的人权标准上。在西方国家，公民社会性的实践构成，深刻地影响了国家在靠前社会中的人权实践。资本主义国家整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二是以北欧为核心的福利性资本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