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顾

彭施鲁著的《我的回顾》既是一部爱国主义的教材，又为东北抗联史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史料。特别是把以佳木斯市为中心的三江地区14年抗日斗争史系统联结起来，为佳木斯市抗日斗争、“东北小延安”两张辉煌的历史“金名片”添光增色，对佳木斯市革命历史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彭施鲁是河南省武陟县人，1916年出生。1934年作为河南焦作市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受语文老师李常青引导和鼓励，彭施鲁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春天，彭施鲁随自己的老师李常青转学到北京，参加了当年底的“一二？九”运动。1935年底彭施鲁被党组织派到东北抗日联军工作，任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秘书，转战在通河、方正、依兰、勃利县境内。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东北抗联第四军发展为4个师，彭施鲁升任二师四团政委。1938年4月，第四军主力部队西征，彭施鲁留下任后方留守处主任，带领一个连三四十人，在宝清一带游击坚持了半年之久。在1938年11月间，转移到了饶河县。1939年1月，彭施鲁调到同归抗联第二路军建制的第七军任一师政治部主任。1940年4月第七军改编为二支队，彭施鲁任教导大队政委。1940年底，彭施鲁随部队转移至苏联境内整训，先后任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连政治指导员、连长、营参谋、旅参谋。1945年对日大反攻后，任苏军驻佳木斯卫戍副司令员、东北人民自治军佳木斯卫戍司令员、中共佳木斯地区委员会书记等职。
1946年至1982年，他历任东北军政大学合江分校副教育长、东北军政大学总校副团长、东北军区军政学校副校长、第二十七步兵学校副校长、军事师范学校副校长兼训练部部长、军委军校部编研处处长、总参军校部副部长、总参军训部副部长、解放军体育学院院长、国防科工委司令部副参谋长及顾问等职，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贡献。1985年离休。
彭施鲁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45年被授予苏联红星勋章。1955年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5年被俄罗斯政府授予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章。1996年被俄罗斯政府授予朱可夫纪念章。2005年被俄罗斯政府授予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2005年被俄罗斯老战士协会授予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彭施鲁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11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我在抗日联军十年
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的战斗历程
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
一九三八年以后的东北抗日联军
抗联七军一师活动情况
东北抗日联军的训练史料
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远东军关系的回顾
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组建始末
苏联北野营的五年
回忆提供小部队活动资料，为研究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史做出贡献
――在东北抗日联军小部队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时期所派出的小分队活动情况
“八一五”之后的佳木斯地区
忆东北军政大学合江分校
东北军政学校的创建和成长
丹东会议为东北抗联历史做结论
……

    当见到李常青时，同时见到了他的爱人范自修。记得1934年在河南焦作上中学时曾看见过范自修同志，我和余士珍到李老师家里去过几次，那时她从不参与我们和老师之间的谈话，这可能是李老师所规定的一条组织纪律吧。而实际上范自修对我们却很亲热，招待我们的水是加了糖的山楂水，很好喝。那时，他们还有一个9岁的男孩，叫范政。隔了十多年之后，范自修再见到我简直像个老妈妈见了多年不见的孩子似的，话多得不得了。我那次去没有看见范政，只看见了范政的妹妹李万青，当时才5岁，长的模样和在焦作时的范政一个样。一问，才知道范政在辽东工作。我对李常青谈了我到东北工作十多年来的主要情况，又向他打听余士珍、王静敏和王琪等人的情况。得知王静敏在新四军，余士珍曾在山东工作过，以后牺牲了，王琪在华北工作。由于日本投降之后，形势变化很大，一时还弄不清王静敏和王琪的所在单位。
     到了1947年的秋天，我在佳木斯出乎意料地收到了王琪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在哈尔滨工作，在松江省财政厅任处长，他是从李常青那里得知我在佳木斯的军政大学分校工作的。信中除说王静敏在华东野战军工作外，还说高向明在新华社总社工作。高向明是焦作中学女生部的学生，和余士珍是好友。1935年我和余士珍一同住在北平鼓楼集贤公寓时，余士珍经常把他俩之间的来往通信给我看，我了解到他们之间不只是恋爱关系，更多的是革命的友情。我捧着他的信，高兴得直流眼泪。
     在河南省焦作市焦作中学高中部时，王静敏、王琪、余士珍和我同班。1934年的春天，李常青担任了我们的语文老师，我们开始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那时李常青是中国共产党焦作中心县委书记。那年夏季，王静敏和王琪转到北平上学，我和余士珍同时由李常青介绍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焦作市党团组织遭到破坏，李常青逃脱了敌人的搜捕，转到北平，参加了河北省委的工作。我和余士珍也根据李常青的指示离开焦作市转到北平上学，重新和王静敏、王琪见面，我们之间的往来逐渐密切。王静敏和王琪在1935年也先后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1949年，当长江以北已经全部变成解放区的时候，我给第三野战军组织部写信询问王静敏的工作单位。不到3个月，就接到了王静敏的回信，知道他在二十一军任副政委，从此恢复了联系。
     1951年，我又在沈阳碰见了焦作中学的老同学张鸿纲。他当时是作为北京派出的工作组成员在东北军区后勤部参加“三反”运动。他已改名为张璋。谈话之间，他说当时他在李常青的教育影响下，已产生了强烈追求真理的欲望，但可惜的是焦作市的党团组织突然遭到破坏，李常青也被迫逃离，自己一时无法找到参加革命的门路。“七七”抗战之后才人了党。
     1952年4月，我随代表团去朝鲜访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志愿军司令部和新华社分社通了个电话，找到了高向明。她很快地跑到招待所来看我。我们又畅谈了焦作中学时代的情景，并且为余士珍的牺牲深感惋惜。高向明同志失去了这样一个深深地爱着她的人，是非常不幸的。
     在这以后，我们几个焦作中学的老同学经常以朋友加同志的关系相会，畅谈往事，往往很自然地把话题转向李常青。谈得较多的是他的马列主义宣传艺术和他从敌人手中的机智脱逃。共同的感触是，我们这些人能够走上革命道路都是李常青指引的结果。应该说他是我们在黑暗的旧社会中获得新生的恩人。我的革命生涯，正是从认识李老师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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