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代东京人

  

小津安二郎记忆里的东京，是银座服部大钟夜晚八点准时响起时，透过五丁目鳗鱼店苇门，看到的金黄色夜景。
鲁迅记忆里的东京，是夏夜夜晚透过宿舍窗户，瞧见江户川水面上，优雅飞舞的萤火虫。
村上春树记忆里的东京，是住在切片蛋糕形状的狭窄破烂屋子里，免费享受灌进屋子里的阳光与凉风。
老东京人记忆里的东京，是风铃、煤炭炉、蚊香、榻榻米，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前Always幸福的清贫生活。
新井一二三记忆里的东京，是在春天的东京湾浅滩挖蛤蜊，在夏天的神田川畔抓鳗鱼，是在上野公园百年木造音乐厅里，聆听来自过去的乐音。
这些美好的昨日景象，至今仍在我这一代东京人眼前，栩栩如生演出着……

序
我这一代东京人
银座，总是走在东京前端
上野森林物语
东京的公园洋食店
芦屋因缘：从《源氏物语》到村上春树
一九七〇年代的起司蛋糕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鲁迅在日本的第一年
童谣诗人之死
Oh no！从列侬太太的姓氏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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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九六二年在东京出生的。户口簿上写的出生地点是涩谷区红十字会医院，算是东京较好的医院之一。比我大两岁的哥哥也在同一个地方出生。听说，奶奶当初对儿媳妇的决定颇有意见；毕竟她自己的九个孩子都在家里生下的，何必花这么多钱到医院生小孩？说家里，其实是整天都有很多人来来去去的寿司店后面。母亲属于战后受民主教育长大的一代，绝不肯服从婆婆的命令。多年以后，她还对我诉苦道：“刚怀孕的时候，你奶奶叫助产士来诊察过我。就是跟铺子只隔一张纸门的地方，又没办法锁住，随时会有人拉开门进来。当时，店里雇用了好几个伙计、徒弟，全是年轻小伙子。我怎么受得了他们好奇的眼光？”
     看统计，一九五五年在日本呱呱落地的孩子当中，在医院出生的只有百分之十八，到了一九六五年竟增加到百分之八十四：分歧点是一九六。年，即皇孙德仁亲王出生的一年，从此以后在医院出生的婴儿永远超过百分之五十(直到二十世纪末，才出现一些人批判在医院分娩造成母子之间的心理鸿沟，并主张恢复家庭分娩)。同年，谢国权医生(台南诗人竹轩谢溪秋三男)写的《性生活之智慧》问世，用照片介绍做爱姿势的书轰动全日本，成了总发行量达三百万本的超级畅销书。当时，他就在红十字会医院当产科主任，我是由他接生的。可见母亲多么会赶时髦！奶奶一个人无法挡住时代潮流的势头，最后只好让步。但是，婆媳矛盾日趋激化。我懂事的时候，父母早已从寿司店搬出来，在新宿区神田川边只有一间房的木造平屋，独立经营小家庭了。
     我平生第一个记忆是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开幕的东京奥运会。虽然当时我才两岁半，但还是对全体社会极其兴奋的气氛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父母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挺用来发出竞赛开始信号声的手枪，成了我和哥哥整个童年时代的头号宝物。东京奥运会是战后日本头一次举办的上级节目，全国上下齐心祝贺的状况，跟三十多年后长野冬奥时多数人漠不关心的世情截然不一样。为了迎接国外游客，东京、大阪两大城市之间开通了东海道新干线。在东京中心区，则完成了首都高速公路网第一工程。跟日本多数家庭一样，我家也为了观看奥运会直播而买了第一台电视机――黑白的松下牌(Panas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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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很多人都说：在奥运会以前和以后，东京的景观改变了。如今回顾“美好昨日”的文章，一般也就讲到奥运会前夕，六。年左右的日子，例如漫画改编的走红电影《ALwAYs三丁目的夕阳》。他们传达出：直到五。年代末，东京市内还处处看得见近代化以前的生活小景，如：水井、洗澡盆、蚊香、风铃、煤炭炉、和服、榻榻米。但是，奥运会一来，古老的一切都走了。我小时候，家里每年增添新的电器、生活用品，如：电话、双门冰箱、彩电、热水器、空调、立体声音响组合、微波炉。关起门来开冷气，在榻榻米上铺化纤地毯，放西式家具，穿着牛仔裤看美国连续剧，或听英国摇滚乐，大家都觉得很优选、好酷，却甚少有人介意传统文化和街坊生活同时遭破坏。战后日本人的生活目的是赶快富起来过跟美国人一样的日子；祖先留下的一切反而显得陈旧落后。之前严禁孩子们站着吃东西的父母，后来鼓励我们边走路边嚼口香糖甚至吞下汉堡包；因为整个社会认为学美国人就不会错。
     经济高度成长的时代，差不多每个家庭的收入都直线提高；不是一部分人发财，而是大家一同富起来的。失业率几乎等于零，大企业的终身雇佣制给上班族保证了一辈子的铁饭碗。毫无疑问地相信明天一定会更美好，社会风气相当好。我小时候，父亲一个人开办的印刷厂，没几年工夫就雇请很多员工了。对曾经贫穷的日本有记忆的，我们可以说是最后一代。一九六八年出生的妹妹没有经历过每年购买一种新电器那样的生活。她懂事的时候，家里已经有录像机，或者说，连续剧中的美国家庭拥有的一切，我们家也全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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