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记

    《回家记》这《回家记》可以让读者看到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段义孚如何观察世界、思考世界，深入其内心来体察人文主义精神，体会作者幼时所历、脑中所忆如何影响到了他彼时所见，其所见又如何塑造他现时所想。另外，从《回家记》中丝毫找不到部门地理学的痕迹，以至于可能使地理爱好者和刚入门的地理学学生感觉到此书“地理味儿”不够浓厚。但仔细研读和思考过后，读者一定能发现，作者对地理环境中细节的把握非常精准，并且能敏锐地抓住一些我们日常忽略掉的问题，为我们观察世界提供一个新角度。

    《回家记》您打算什么时候回中国看一看昵？我已经一遍又一遍地被别人问到这个问题，尤其是在过去十年里。
    2005年夏天，我受一个建筑学会议的邀请，展开了相隔六十年的中国之行。作为一个人文地理学的工作者，我将从自我和文化的角度来描述这次旅行。
    我一家人离开中国是在1941年，那年我才十岁。在1973年，我正式成为了美国公民。
    经常有人问起，我觉得哪里才是真正的故乡。我会轻描淡写地回答说：“总的来说，是地球。”“不过到底是地球上的哪里呢？”这个紧接着的问题意味着，肯定有那么一个地芳让我最舒服，最向往，能形成最深刻的归属感。
    我到底是一个中国人、一个美籍华人、一个华裔美国人，还是一个美国人呢？人是需要有归属感的。对我而言，归属感的三个来源是：历史、地理和语言。如果一个民族不确定自己的归属感是什么，那就应该好好去学一下自己的历史和地理，并且确保自己的语言仍在使用。
    那么我到底是谁昵？我是一个美国公民，却在中国出生，是一个没有确定的历史、地理和语言的人。就像许多现代人一样，我也感觉到了那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段义孚，是享誉世界的美国华裔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在地理学理论、园林建筑、文学、宗教等研究领域都作出过举世瞩目的贡献。他关注人的问题，注重人性、人情，其思想见解发人深省，因而被公认为“拥有超然灵魂之正义之声”。他著作颇丰，代表作品有：《恋地情结：对环境感知、态度和价值观的研究》（Topophilia：AStudhofEnvironmentalPerception，Attitudes，andValues）、《经验透视中的空间与地方》（SpoceandPlac：ThePerspectiveofExPerience）、《撕裂的世界与自我：群体生活和个体意识》（SegmentedWorldsandself：GroupLifeandIndividualCOILSciousness）、《逃避主义》（Escapism）等等。他一生荣获众多荣誉，包括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古根海姆基金奖、美国地理学会授予的地理学杰出贡献奖等等。

前言
长途飞行
北京：第一印象
在附近散步·味觉刺激
颐和园之行
对建筑学家们的演讲：一篇力作？
忙碌的一天·令人满意的结果
另一家宾馆·校园游
中英文并用的演讲
我的学生导游
在北京的讲座和旅行
再见，北京！你好，重庆！
游览“正宗”的重庆
重访童年时代：南开中学
长江上的第一天
长江上的第二天
经停宜昌
上海：旧记忆与新体验
最后一天：吃坏肚子·聊天
到飞机场·回家
思考
致谢
译后记

    稳定性与平衡态一个现象越频繁地重复出现，我们就越容易理解它。天文学毫无疑问是我们第一门真正的科学，因为斗转星移的方式是（至少看起来是）永远一成不变的。自然地理学和生物地理学中的现象则不那么有序，也不那么容易预测。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中寻找到足够多的秩序和重复，让我们觉得可以用科学的眼光来研究它们。
         去理解动物地理学或许是一项很富有挑战性的任务，可是猩猩的社会组织和水獭的筑坝技术很长时间以来都没发生什么变化，类似的情况会使研究工作变得简单一些。人类社会则更加不稳定。不过在早期，变化是比较缓慢的，同时也是摇摆不定的，而不是单向演进的。于是，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要去研究那些变化缓慢的人群，所用的方法是生态模型，其最根本的原理是自然界的平衡性或平衡态。这里的关键词是调整、适应和生存，而不是我们平日里经常用在人类身上的规划、实验和发明这类词汇。一个地方的定居者很容易把自己的文化附会在神明和神话时代的英雄所实行的伟大创举上，而不大会归功于自己的心灵手巧。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在生态学和生物地理学理论中已经总结出了稳定性和平衡态，通过附会，人们就更加倾向于追求这种状态了。
         向概念化研究框架的转型在20世纪后期的30多年里，研究逐渐向概念化的框架转型。研究者们发现平衡态的根本思想有缺陷。流动、变化和非均衡态的景观被引入到改良后的生态科学中。这些词汇及其相关的概念也由此进入了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也就是说人文学科的经验基础和研究灵感已经不仅来源于动植物的世界了。但是社会学家们通过在野外工作中所看到的东西。本来可以开发出一个更加富有动态性的模型。在野外工作中，他们发现无论是在哪里，能与自然界达到平衡态的一小群孤立的人很明显已经不存在了——就算是在20世纪末硕果仅存的那些，也被外来的思维和实践方式侵袭了，他们曾经拥有的“平衡”已经被极大地扰动了。因此人文学科的学生们不得不转而去研究一个更大、更复杂的群体：农业人口。
         这个群体里的一些人很有生活经验。我这里所说的生活经验，是指对面前的世界很敏感，能够对事物做出评估，寻找到可用于提升生活品质的机会。贸易活动增加了。公共汽车定时地在街道上穿行。西方工业的一些简单产品，例如暖水瓶、自行车和收音机，在集市上越来越常见了。比这些物质产品更重要的是对未来的憧憬。当然所有人都会对未来有所期待，而且会盘算着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东西，无论原始的渔猎者、农民还是现代城市人都是如此。区别就在于预期程度有所不同，在于计划的范围大小、详略程度有所不同，然而优选的区别大概就在于人们的心理感受——同样是为了提高生产力，发明家的自豪感有别于引种新作物的人的成就感，也有别于商家开辟出新市场、创建出新的合作机制的激动。
         动态的社会现在，假设一个科学家（例如人文地理学家）从研究农业社会转而研究动态变化中的现代社会，尤其是关注于其拥有变革性的机构，如大学、研究中心、大型商业企业或者像硅谷这样拥有创造力的地区。他的智慧怎么可能超出生活和工作在这些地方的人呢？我看是不大可能。因为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也许上的就是同一所大学，念的就是同一本工程学、经济学或者地理学的教科书。由于没有人能站在山巅，所以相比于当地人，科学家们拿不出什么全新的方法来探索未知的世界。他们专享能做的，就是把当地人在从事各项工作中，为了提高速度和精度所采用的各类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展现出来。如此，科学家似乎丧失了立场，这是令人遗憾的事吗？还是说由于预见到社会存在真正的公平——学术上的公平，我们应该欢欣鼓舞呢？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会议的主席李秀彬教授问听众有没有什么问题。有几个人提出的问题让我有了一个想法，想尝试着把我演讲的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更明确地联系在一起。这好像并不难办到，因为相比于其他的社会学者，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更强调权力的不对称性，和我所讲的内容一致。这种不对称性使得剥削弱者成为可能。那么如何削减或者消除这种不对称性呢？一种方法是启迪弱者，让他们理解自己所处的境地，获得自己不曾拥有、而受了启蒙的外来者拥有并可以给予他们的东西。
         卡尔·马克思就是这样一个外来者，而他用来启蒙别人的社会理论就是辩证唯物主义。
         我的重点并不是要讨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正确与否，而是在于它是不是提供了一种观察社会的新途径。
         马克思的理论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兴起并被广泛接受，至今仍对世界有着重大的影响力。然而，它的地位基本上也就像是随机性的选择对纳斯卡皮人的狩猎活动所产生的价值一样，只不过它的影响规模是要大得多了。
         至于毛泽东思想，有人问过我是不是支持毛主席所说的，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向人民学习。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曾经说过，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家研究的是其最富有动态性的领域，他们已经不能站在理论的制高点上俯视工作和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男男女女，因此外部专家和受过良好教育的本地人变成了同事。但是，这种可贵的平等景象仅仅出现在科学技术较为发达的地区。在其他地方，财富和知识上的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这些地理学家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出比我们自己所处之处落后的地区，我们也在不断地向这些地区进言，其中不仅包括实用性强的建议，也包括全新的思考和分析的手段。尽管我们追求平等，也力图削弱人际关系上的不对称，但“老师”和“学生”这两类人仍然是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