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大陆/美国小城之旅(布莱森旅行随笔系列)

全世界最知名、很受欢迎的旅游作家，一次幽默且尖刻的对美国大陆的再发现！陆谷孙教授鼎力推荐并作总序。     本书系美国当代知名的非虚构作家比尔·布莱森的一本旅游类随笔。作品描述作者阔别故乡二十年后重返美国，在美国驾车并徒步旅游，行走了38个洲，从西部的农场到大都市的街头，接触到从农场主到都市各等人物，了解了当今美国的世态和人文景观，处处记录下了作者的独特感悟。

在英国生活了将近二十年后，一种奇怪的冲动牢牢地攥住了我，我决定回到那块青春时的土地，重新认识我的祖国。我画出一条绝妙的环形路线，足以带我走遍这块奇异而又广大的半是异乡的土地。四十八个州中，除了十个南边的州，我游览了其余的三十八个州，驱车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八英里。我看到了许多想看的，也看到了许多不想看的：长得看不到尽头的州际公路，令人蠢蠢欲动的大城市，被地图遗忘的破落小镇，各种稀奇古怪的博物馆，塞满旅行车的国家公园，让人瞠目结舌的大峡谷，一条可穿越树的路，还有诸多被商业化了的名人故居……在夹杂着陌生、矛盾、无聊和惊喜的过程中，我找到了原以为早已失落的大陆，也在打开心门之后看到了最真实的美国。     本书配有三十七幅精美照片。

比尔·布莱森，世界知名的非虚构作家，1951年出生于美国艾奥瓦州，曾任职于伦敦《泰晤士报》与《独立报》，同时也为《纽约时报》、《国家地理杂志》等撰文。作品主要包括旅游类随笔、幽默独特的科普作品——比如《万物简史》、《母语》等等，横跨多种领域，皆为非学院派的幽默之作。他的作品诙谐嘲谑的风格堪称一绝，整体上举重若轻，能让普通读者产生很强的认同感，不失为雅俗共赏的典范，深受读者喜爱，也获得很高的评价。每部作品均高踞美国、英国、加拿大畅销排行榜前茅。    比尔·布莱森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纪的旅游文学中占据一席之地，并成为目前世界公认的最有趣的旅游文学作家，是因为他擅长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他所游历的世界，他真切地捕捉到了一个旅人的内心感受。自然地理、生活情趣、社会时态，布莱森信手拈来无不奇趣。他的尖刻加上他的博学，让他的文字充满了智慧、机敏和幽默。作为在英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美国人，他的作品又兼具了开朗风趣、绝不怕粗俗的美式调侃和冷峻犀利、一针见血的英式嘲讽。

    第一章 我来自得梅因（Des Moines）。总得有人从那儿来呀。 当你来自得梅因，你要么毫不质疑地接受这个事实，然后和一个名叫波比的本地姑娘安顿下来，然后在燧石厂找份工作，然后永永远远待在那里；要么就没完没了地抱怨它是个垃圾堆，你是多么等不及要逃出去，如此消磨过青春期，然后和名叫波比的本地姑娘安顿下来，然后永永远远待在那里。 几乎还不曾有谁离开过哩。这是因为得梅因拥有为人熟知的不错大的催眠力量。城外有块品牌子，上面写着“欢迎来到得梅因，这儿跟死差不多”。这不是真的，只是我编的罢了，可这地方的确能把你攥在手里。从州际公路上驱车进入得梅因的人们，根本不为别的，只想加油或者吃个汉堡，就永远地待了下来。我父母住的街道那边就有那么一对新泽西夫妇，你时不时地看见他们四处闲逛，看上去有点困惑，却流露出一种怪怪的安详。得梅因的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怪怪的安详。 在得梅因，我认识的专享不安详的人就是派珀先生。派珀先生是我父母的邻居，是个鲜红脸蛋、斜眼看人的傻瓜。此人永远醉醺醺的，把车开到电线杆上去。不论你走到哪里，都能撞见摇摇欲坠的电线杆和路牌，向你讲述着派珀先生的驾车习惯。他让这些证据遍布整个城市的西部，颇有几分小狗尿在树下做记号的意思。派珀先生恐怕是最像《摩登原始人》里那个弗雷德·弗林斯通的人啦，不过魅力筹了点儿。他是地圣兄弟会会员，还是共和党人——是尼克松的共和党——他似乎觉得惹人讨厌就是自己生活的使命。除了醉酒和撞车，他最爱的消遣，就是酒醉后辱骂左邻右舍，尤其是我们家，因为我们足民主党人。尽管当我们不在时，他也准备大骂共和党人。 好不容易，我长大了，搬到了英国。这下把派珀先生刺激得几近崩溃。这比做民主党还要坏呢。每次回到家乡，派珀先牛都要过来骂我：“不知道你在那边跟那帮英国佬干些什么，”他气势汹汹地说，“他们不干净。” “派珀先生，你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装模作样用英国口音回答道，“你是个蠢货。”你可以这样跟派珀先生说话，因为一、他的确是个蠢货，二、他根本不听任何人对他说的话。 “波比和我两年前去了趟伦敦，我们的旅馆房间居然没有卫生间！”派珀先生会接着讲下去，“要是半夜想方便一下，你得走过一里多长的走廊。那种生活方式可真不干净！” “派珀先生，英国人可是干净整洁的典范哪。大家都知道，他们的人均肥皂使用量超过了其他欧洲国家。” 派珀先生对此嗤之以鼻。“那他妈算什么呀？小子，那不过是因为他们比那帮德国佬和意大利人干净点儿罢了！上帝呀，一只狗都比那帮德国佬和意大利人干净！我还要告诉你点别的：要不是他爹给他买下了伊利诺斯，约翰·肯尼迪根本选不上总统！” 我跟派珀先生住在一起够长了，不会被这突如其来的转向难倒。1960年总统选举的猫腻是他心中长久的痛，每隔十到十二分钟，不管交谈的主导风向如何，都要被他再次提起。1963年，肯尼迪的葬礼期间，派珀先生在波地酒馆里如此评头论足的当儿，鼻子被人狠揍了一拳。派珀先生气急败坏，径直跑出去把车撞到了电线杆上。现在派珀先生已经死了，这当然是得梅因让你心有准备的一件事。 小时候，我曾以为来自得梅因优选的优点，是意味着你并非来自艾奥瓦的其他地方。按照艾奥瓦的标准，得梅因就是一个世界主义的麦加，一个生机勃勃的财富和教育中心，那里的人们常常不约而同地穿着三件套和黑短袜。在每年的全州高中篮球联赛期间，整整一星期，来自各地的乡巴佬潮水般地涌入此地，我们则常常在闹市区和他们搭讪，“用心险恶”地说要教他们乘电梯或者过旋转门。这可不全是编的啊。我的朋友斯坦大概十六岁的时候，不得不去乡下和他的表兄住一阵子，那是一个偏僻的、灰不溜秋的、叫做“狗水”或者“傻瓜”或者类似的某个荒唐名字的小村子，在那种地方，要是有一只狗被卡车轧死了，每个人都会跑出来看上一看。到了第二个星期，斯坦无聊得发疯，硬是要和表兄一起开车到五十里外的“猫头鹰”镇上去，找点什么干干。他们在一家球道变形、球也破烂不堪的场子里打了会保龄球，然后喝了杯巧克力苏打水，又在杂货店里看了本《花花公子》，在回家的路上，表兄心满意足地长叹一声道：“太感谢了，斯坦，这是我一生中好看好的时光。”这可是真的哦。 记得有一次我得开车去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为欣赏乡间景色，我特意选了条小路。可惜那儿无一景可看，就是平坦而炎热，堆满了玉米、大豆和肥猪。偶尔会碰上一个农场或者死气沉沉的小镇，那里最活泼的东西就是苍蝇。我还记得在无边的田野上，可以看到儿里之外的路边有一个棕色的圆点。开到近处我看清了，那是一个男人坐在自家院子的箱子上，那是个有六户人家的小镇，名字好像是“水龙头”或者“尿壶”吧。他饶有兴趣地注视着我前进，注视着我呼啸而过，在后视镜里，我看到他还在注视着我往前开去，直到最后我消失在一阵热浪之中。整个过程肯定持续了五分钟之久。如果现在他还不时地想起我，我可一点也不觉得惊讶。 他戴着一顶棒球帽。你总能一眼认出一个艾奥瓦男人，因为他总是戴着顶为约翰迪尔或饲料公司做广告的棒球帽，因为他后脖颈因长年累月在炎炎烈日下驾驶约翰迪尔拖拉机而烤出了道道深沟。（这对他的大脑也全无好处。）他的另一个鲜明特征，便是脱衣后的滑稽样子：他的脖子和胳膊是巧克力般的深棕色，躯干却白得像大母猪的肚子。在艾奥瓦，这被叫做农夫褐，我相信它是拥有个性的标志。 艾奥瓦女人几乎总是异乎寻常地超重——你会在星期六得梅因的默尔海商场里看到她们，身穿宽松运动短裤和三角背心，粗壮且冷漠的样子，看上去有点像穿着童装的大象，正对她们的孩子大喊大叫，吼着德韦恩或肖娜这样的名字。杰克·凯鲁亚克与众不同，偏偏认为艾奥瓦女人是全国最漂亮的。我看他肯定不曾在星期六去过默尔海商场。不过，我还要说——这真是很奇怪、很奇怪的事——这些胖女人十几岁的女儿们却总是清一色地赏心悦目，像一篮水果般鲜嫩圆润，散发着天然的清香。我不知道她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但我觉得，娶一个性感美人儿的时候，明知她体内有个定时炸弹在嘀嗒作响，不知何时就会将她鼓胀成巨无霸，而且很可能是在不知不觉间突然出现，仿佛拉开栓的自动充气筏一般——那一定是糟透了。 即使没有上述诱因，我认为我也不会待在艾奥瓦。我在那儿从来没有真正的归属感，就算小时候也是如此。大概是1957年，我的祖父母送我一个“看图大师”和一盒图片做生日礼物，盒上题名为：“艾奥瓦——我们辉煌灿烂的州”。即便在那时，我也认为那辉煌灿烂的美景实在是微不足道。没有代表性的自然景观，没有国家公园，没有古战场或是有名的出生地，那些“看图大师”不得不倾尽全才发挥3D立体创意。我记得，把看图器放在眼前，按动那白色手柄，便是赫伯特·胡佛出生地的风景照，三维立体，令人难忘，接着是艾奥瓦另外一些伟大珍宝：韦尔的小布朗教堂（它给那首没人知道调子的歌以灵感），达文波特那座横跨密西西比河的公路桥（上面所有的汽车似乎都急于奔向伊利诺伊），一片波浪起伏的玉米地，康西尔布拉夫市那座跨越密苏里河的大桥，然后又是韦尔的小布朗教堂，换了个拍摄角度。我记得，即便是那个时候，我也觉得生命肯定远胜于此。 后来，我大约十岁时，那是一个灰蒙蒙的星期天下午，我正在看电视上一个有关欧洲电影制作的纪录片。有个镜头表现安东尼·伯金斯在黄昏时分沿城市的一条有坡的街道走着，我现在不记得那是罗马还是巴黎了，但那条路上铺满了鹅卵石，因雨水而闪闪发亮，伯金斯深深地弓着背，身穿军用雨衣，我立刻想到：“嘿，那就是我！”我开始读——不，是开始狼吞虎咽《国家地理》，着迷于里面的图片：容光焕发的拉普兰人，云雾缭绕的城堡，魅力无穷的古代城市。从那一刻起，我就想做个欧洲男孩。我想住在某城街心花园对面的公寓里，从我卧室的窗户看出去，是一片簇拥的山丘与屋顶。我想乘电车，听懂陌生的语言。我想要名叫沃纳或者马可的朋友，他穿着短裤，在街上踢足球，有木制的玩具。究竟为什么我却一辈子也想不出来。我想要妈妈派我出去买长条面包，去一家门廊上挂着块木制椒盐饼干的商店，我想要走出前门，置身于那么一个地方。 一等到长得够大，我就离开了。我离开了得梅因和艾奥瓦，离开了美国、越战和水门事件，在世界的另一头安顿下来。现在每当我回到家乡，就像到了外国，这里充斥着连环杀手和起错了名字的运动队（印第安波利斯小马队？多伦多蓝鸟队？），还有一位风度翩翩的傻佬做总统。我妈妈早就认识那傻佬，当时他是得梅因WHO电台的体育解说员，人称荷兰崽里根。“他不过是个亲切可爱、有点迟钝的家伙罢了。”我妈妈说。 说起来，这可是一个对大多数艾奥瓦人相当公正的描述。可别误会我，我压根没有说艾奥瓦人智力欠缺的意思。他们毫无疑问是聪明而敏感的，尽管他们天生保守，却总能选举出一位负责而清醒的自由党人，而不是哪个白痴保守党。（这常令派珀先生濒临崩溃。）此外，我要骄傲地告诉大家，艾奥瓦人的识字率居全国之首：这里99.5％的成年人能读会写。我说他们有点迟钝，指的是他们信赖他人、和蔼可亲、真诚坦率。他们的反应确实有一点点慢——你给一个艾奥瓦人讲笑话时，会看到他的大脑和表情在赛跑——但那并非因为他们缺乏脑筋急转弯的能力，只是不大需要罢了。他们的机敏因对上帝的虔诚、这片土地还有乡亲们而被磨钝了。 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艾奥瓦人的友善。你若走进南方一家陌生的餐馆，那里马上会万籁俱寂，你会发现所有的客人都在盯着你看，似乎都在掂量抢你钱包、杀人灭口，再把尸体扔进外面沼泽浅坑的风险有多大。在艾奥瓦，你却是万众瞩目的中心，自从上周五老弗兰克·斯普林克尔和他的拖拉机被龙卷风卷走之后，你的到来就是全镇最有趣的事了。你遇上的每个人，好像都会向你献上他的最后一杯啤酒并且让你和他妹妹睡觉。人人都又开心又友善又是那么怪怪的安详。 上一次在家时，我去城里的克雷斯吉买了一捆明信片，准备寄回英国。我买了我能找到的最搞笑的那些——饲养场上的夕阳啦、农夫们勇敢地抓着移动中的扶梯啦，旁边有标题：“我们在默尔海商场坐电梯啦！”诸如此类。这些明信片是如此整齐划一地荒诞，以至于我拿去结账时，都觉得尴尬，好像我在买下流杂志，还企图装出不是给自己看的表情。可是结账的那位女士却从容不迫又饶有兴致地翻阅了每一张——说起来，正像她们对待下流杂志一贯的态度那样。 当她抬头看我时，几乎是泪眼蒙蒙。她戴蝴蝶眼镜，梳蜂窝头“这些真是太好了，”她说，“你知道，甜心，我去过那么些州，见过那么些地方，可我要告诉你，这恐怕是我见过的最瞟亮的了。”她确实说的是“瞟亮”。她确实是那个意思。这个可怜的女人已经处于终极催眠状态了。我瞟了瞟那些卡片，很意外地，一下顿悟了她的意思。我不能不同意她的话，它们就是“瞟亮”。于是，我们一起默默地赞赏着。有那么晕眩而无心的一瞬间，我差一点也要安详起来了。那是一阵奇怪的感动，不过很快就过去了。 我爸爸喜欢艾奥瓦。他在这个州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就是现在也还在那里，在得梅因的格伦戴尔公墓里，努力迈向来生。但是，每年都有一次，他会被一种无声而疯狂的欲望俘虏，想要离开这个州出去度假。每年夏天，大家还没怎么察觉，他就把汽车塞得吱嘎作响，匆匆把我们赶到车上，驶向某个遥远的地方，然后在快要开到另一个州的时候再回来拿他的钱包，之后又驶向某个遥远的地方。每年都是如此。每年都是这么可怕。 优选的杀手就是单调乏味。艾奥瓦处于这个半球上优选平原的中央，在这个州任何一处爬上屋顶，穷目力所及，你面对的都是大片平淡无奇的玉米地。这儿不管哪个方向距大海都有一千里，距最近的山脉四百里，距摩天大楼、劫匪和趣事三百里，距离在陌生人提问时，不会像小学生那样习惯性地把手指插进耳朵并转来转去的人们，有两百里。从得梅因开车到任何地方，哪怕是极其吸引人的地方，在其他国家都会被认为是漫长而艰巨的过程。这意味着待在一个铁烤箱里，在绵延不绝的高速公路上日复一日、永无休止的沉闷。 在我记忆中，我们度假总是坐一辆蓝色的大“漫游者”旅行车。那是辆烂车——我爸爸总是买烂车，直到更年期时，他才开始买时髦的红色敞篷车——但有个很大的长处就是空间很大。我们兄弟姐妹坐在后排，离前排的父母有几里远，效果如同在另一个房间。很快。我们在偷袭野餐篮时发现：要是将一把“俄亥俄蓝头火柴”插进一个苹果或是一个白煮蛋里，把它弄得很像是豪猪，然后随意地丢出后车窗，它就像个炸弹一样爆炸了。“砰”的一声轻响，伴随着惊人的巨大蓝色火焰，吓得后面的汽车慌忙躲闪，样子非常滑稽。 我爸爸在前面开出好几里了，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明白为何一整天都有汽车突然贴上来，而在奔向远处之前，开车人总是怒气冲天地打着手势。“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以受伤的口吻对我妈妈说。 “我不知道啊，亲爱的。”我妈温和地回答。我妈只说两句话。她说：“我不知道，亲爱的。”她还说：“我给你拿个三明治吧，亲爱的？”在旅途中，她偶尔也会主动说些其他的聪明话，比如：“仪表盘上的灯应该那么热吗？亲爱的？”或者“我想你是撞上后面的那狗／男人／盲人了，亲爱的。”不过她绝大多数时候明智地保持沉默。这是因为度假期间我爸爸如同着了魔一般。他最痴迷的就是想尽办法省钱。他总是带我们去大力度优惠最破烂的旅店和汽车旅馆，去那种一星期才洗一次盘子的路边饭店。你总是怀着宿命感，明知在吃完自己这份之前，必定会在某一刻，发现潜伏在盘子某处或者塞在叉子缝里的、已凝结起来的别人的蛋黄。这个，当然会让人联想起虱子和漫长而痛苦的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