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中国不同的管理方式提供了一种对当代国家形态的比较分析，并揭示了每种形态在组织和控制药物流通上是如何的不同。这些问题指向一场关于国家是否已丧失他们曾对各自人口和公民所拥有的不容争辩的主权的大争论，而随着从前由国家定购的公共卫生功能逐渐转让给非国家行为体，这一点变得尤为显著。政府在保障公民基本卫生上的失败在一些情况下为市场反应以及卫生保健服务和保险的私有化腾出了空间。服务的私有化引进了新的对分散式卫生保健传送服务体系的尝试，以及关于资源分配的新标准。制药产业填补了在一些低收入环境下的服务空缺，并获取了对纳入国家药品集和基本药物目录的药品种类、药品评估和认证的监管体系、处方成本、药剂师处方模式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和影响。
由于政府能力的“去国家化”，曾经由国家履行的社会、监管工作逐渐被“半自治非政府组织”所接管（Rose，1996：56，转引自Ferguson and Gupta，2002：989）。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等非政府组织和跨国行为体比一些国家更加强大。因此，在一些地方可能会表现为国家作为一个主权实体正在接近消失（Abram，1988），并且我们正在步入一个后国家时代（Appadurai，1996）。确实，很多学者都已不再将国家视作分析的主要单位（Sassen，1996）。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国家要么没有能力处理跨国经济过程并且债务累累，要么接近与对全球金融流通的控制毫不相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