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

政府的改革是当今世界共同的课题。在自诩其政府“民主有效”的美国，同样如此。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著周敦仁译的《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一书为广大读者具体生动地描述了美国的官僚主义弊端，同时提出了革命性的观念和措施来改革其政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改革政府》一书指出，政府不应当成为一个庞大的元效率的机构，政府接近可以摆脱传统思维，通过挖掘企业家精神和自由市场的力量，来实现真正的重大改革。
作者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例子，说明只要政府官员有事业和创新精神，是可以严格按照预算来投入公共服务与设施，为广大公众服务，提供优质公共产品的。无论是在学校、贫民窟，还是在环境卫生治理等等方面都大有可为，而且削减税收、提高服务机构效率也是可为可行的。
当时美国副总统戈尔受委托主持美国的政府改革，大部分思路来自此书。其实，政府官僚主义在全世界普遍存在，书中这些改革途径都是很值得其他国家和地方参考借鉴的。

戴维？奥斯本(Drdvid 0sbome)，《民主的实验室》一书的作者，经常为《华盛顿邮报》、《治理》和其他刊物撰稿。他极力主张高效率的政府，长期担任共和党和民主党主要政府领导人和候选人的顾问。

前言
序――美国的改革
1 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浆
2 社区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
3 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
4 有使命感的政府：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
5 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
6 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
7 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浪费
8 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
9 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
10 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
11 汇总组合
附录A
附录B

    掌舵的人应该看到一切问题和可能性的全貌，并且能对资源的竞争性需求加以平衡。划桨的人聚精会神于一项使命并且把这件事做好。掌舵型组织机构需要发现达到目标的很好途径。划桨型组织机构倾向于不顾任何代价来保住“他们的”行事之道。
     企业化的政府越来越多地把划桨和掌舵分开。特德？科尔德里领导的公民联盟和“公共服务重新设计项目”在明尼苏达州引发了大量的新思想。他解释说，这便使得“政府基本上作为一个精明的买家来工作，以能够完成自己政策目标的方式利用各种生产厂商”。虽然政府部门常常不得不同私营的服务提供者竞争，但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仍然是服务的提供者。但是，这些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同决策管理部门是分开的，而且“政府自己提供服务”只是“可供选择的手段之一”。
     让决策管理者货比三家地自由挑选最有能力和效率的服务提供者，使他们花同样的钱能够得到更大的效益，使他们充分利用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使他们保持优选限度的灵活性对变化中的情况作出反应，而且有助于他们坚持要求高质量工作表现的责任制。合同承包商知道一旦他们的质量下降就不再会要他们，而公务员们则知道在他们身上不会发生那种事。
     马萨诸塞州的前任行政和财政部长弗兰克？基夫作出了如下总结：同私营供应商签订合同“价格更便宜，效率更高，货色更可靠，灵活性更大，适应性更强……承包合同每年重订一次。你可以作出改变。但是同享有各种既得权益的州政府雇员打交道时，你则无法改变”。
     掌舵型组织货比三家进行采购时，可以使用那些与群体打交道有特殊技能的专门的服务提供者。例如，一个同酗酒者打交道的戒酒成功者组织。又如，刑满释放者对青少年罪犯做工作的组织。这在40年前并不像今天这么重要。正如《波士顿环球报》指出的：
     今天政府所提供的许多服务在过去的年代甚至想也没有想过，那时候州政府机构庞大，自己直接提供服务。50年代并不存在受吸毒父母影响的婴儿、艾滋病流行和叫人吃惊的儿童虐待。由于那么多家庭严重破裂，现在有1．6万名儿童成为州政府的监护对象。他们被安置在以社区为基地的小住宅设施里。
     掌舵型组织货比三家进行采购时，便能够促进试验和从成功中学习。大自然通过物竞天择进行试验，进化过程奖励那些发挥作用的新的变化。私营部门中的竞争也以同样方式进行，成功的新想法吸引顾客，不成功的淘汰出局。使用许多不同的服务提供者可以使政府部门从同样的现象中得益。布赖恩？博斯沃思是印第安纳经济发展委员会这个掌舵型组织的前主席，他说：“我们需要有多家服务提供者，我们也要有信息传递体制从它们的经验中吸取营养。然后我们需要有能把学到的东西传播给他人的手段。”
     最后，掌舵型组织货比三家进行采购时，能够提出更加全面的解决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它们可以从整体上界定问题，看一看是吸毒，犯罪，还是学校里成绩不佳，然后使用不同的组织去解决问题。它们可以把所有利害攸关的人都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来，保证一切观点得到听取，一切可以采取有意义行动的人和组织都受到鼓励，加入到解决问题的行列中去。
     相比之下，那些把掌舵与划桨放在同一组织里的政府把自己在相对狭窄的策略范围里。他们进攻的路线不是按问题来确定的，而是按政府的计划来决定的。
     1986年，一项白宫研究报告记录了59个“重大政府援助计划”，31个“其他低收入拨款计划”和11个“低收入贷款计划”。另一项研究发现，“在一个只有大约50万人口的县里，一个低收入家庭必须向18个不同的组织机构提出申请才能得到其家庭成员有资格获得的不同资助来源”。白宫研究报告的结论是：
     每一项计划开始时都各有其道理，体现了政府官员要求解决已察觉的需要的意愿。但是如果把这一切计划作为一个系统来考虑，那就等于是各种目的、规定、机构和效果纠缠不清的一团乱麻。
     另一方面，对付贫困的成功努力通常是配套全面进行的。正如利斯贝思？肖尔在《我们办得到打破贫穷的循环》中报道说，成功的努力牵涉到不同行业和不同部门的服务提供者，这些提供者通常并不在一起工作。制定这种全面战略的专享现实途径是把掌舵与划桨分开，这样政策制定者才可以确定一个全面的战略，并且使用许多不同的划船壮丁(划船的人?)来执行战略。
     P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