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史学20讲 中古时代·明时期

白至德编著的《中古时代(明时期)》是“白寿彝史学二十讲”系列之一。 《中古时代(明时期)》论述了明时期论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明代的历史。明代，起于洪武元年（1368年），亡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它是继秦汉、隋唐、宋元之后又一个统一的皇朝。明朝传12代，16帝，276年。 明代，有许多新的东西是以前所没有的，这表明了它在历目前的进步。

前言
中古时代？明时期
第一讲 明时期史学领域的变化
1．明时期的史学特点
2．明代的史学
3．明末清初的史学和“经世致用”
第二讲 明代的史学成就
1．明代官修史籍
2．郑晓、王世贞、李贽的史学
3．明末史学
第三讲 黄宗羲、王夫之的史学
1．黄宗羲与《明夷待访录》
2．《明夷待访录》的思想倾向
3．黄宗羲和《明儒学案》
4．王夫之著《读通鉴论》
5．王夫之的史论方法
6．王夫之的史学思想
第四讲 顾炎武、顾祖禹和马？的史学
1．顾炎武与《日知录》
2．顾炎武治史的特点
3．顾炎武的史学思想
4．顾祖禹与《读史方舆纪要》
5．提倡经世之学的顾祖禹
6．《读史方舆纪要》的著述特点
7．马？的史学成就
第五讲 明太祖的一统天下
1．小鸟不可拔羽，新树不可摇根
2．改革过去官制，加强封建统治
3．采取滥杀手段，暴露皇帝虚弱
4．规定选官之法，严厉控制思想
5．建都保境安民，意在千秋万世
第六讲 开国文臣李善长、刘基、宋濂
1．开国元勋李善长，而后“谋反”被杀
2．足智多谋刘基，犹如诸葛再世
3．宋濂的古人之风，性淳而且朴实
第七讲 武将徐达、常遇春、汤和、胡大海
1．徐达以智勇之资，负柱石之任
2．立有开拓之功的常遇春，勇猛善战屡建奇功
3．千年不朽的汤和，万古信国祠
4．开国功臣胡大海，唯知三不作
第八讲 一代雄主明成祖
1．明争暗斗，强则即位
2．杜绝异党，株连亲族
3．恢复旧制，俭朴勤政
4．以武得位，标榜文治
5．后妃子嗣，皇室杂闻
6．迁都北京，一代雄主
第九讲 明代前期六十七年的盛世
1．太祖开国，铺道繁荣
2．惠帝削藩，靖难之役
3．成祖在位，永乐盛世
4．仁宗、宣宗，宽松治国
5．宣宗平乱，安定拓展
6．任人唯贤，息兵养民
第十讲 时代约七十年的中衰时期
1．英宗崇宦，土木之败
2．于谦抗敌，景帝之狭
3．英宗复辟，曹石之变
4．宪、孝宠宦，宰辅抵制
5．孝宗求治，因循守旧
第十一讲 约六十二年的朝廷腐朽
1．武宗荒嬉，宁王之乱
2．礼仪风波，世宗发威
3．张璁辅政，改革除弊
4．世宗崇道，穆宗腐败
第十二讲 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张居正
1．少年中举，仕途顺畅
2．左右逢源，统揽内阁
3．行考成法，政体为肃
4．巩固北疆，功归筹划
5．“捐上益下”，不亦乐乎
6．一条鞭法，功不可没
第十三讲 起义和暴动连续不断
1．明早期的起义和暴动
2．流民矿工的被迫反抗
3．坚持斗争的汉中农民
4．江西起义不断地爆发
5．巡抚王守仁镇压起义
6．明末时期农民大起义
第十四讲 满贵族六十年中夺取了明的江山
1．努尔哈赤与女真兴起
2．神宗挥霍与政治混乱
3．熹宗腐朽与思宗继位
4．崇祯挣扎与崇焕奇冤
5．大清国号与满洲族名
第十五讲 明末抗击清政权的斗争
1．李自成的即位与抗清
2．弘光政权与南方抗清
3．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
4．大西军坚持抗击清廷
5．南明政权及各地抗清武装
第十六讲 主要民族之关系
1．明与东北各民族的关系
2．明与蒙古的关系
3．明代西域和西藏
4．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了改土归流
第十七讲 明代文学与艺术之发展
1．明代文学发展的四个阶段
2．首部历史小说《三国》
3．文学巨著长篇小说《水浒传》
4．明中期的成就
5．武宗、神宗时间的文学成就
6．优秀神话小说《西游记》
7．小说《金瓶梅》
8．“临川四梦”
9．音乐与舞蹈
lO．绘画书法及雕塑工艺品
第十八讲 科学技术之发展
1．商业数学大发展
2．航海天文的进步
3．声学等成就突出
4．生物学更加丰富
5．药学的全面发展
第十九讲 对外的友好关系
1．与朝鲜关系目前的光辉
2．安南与明代的睦邻友好关系
3．戚继光、张经等抗倭英雄
4．郑和下西洋宣扬国威
5．与帖木儿帝国修好
6．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入侵
第二十讲 中西文化交流
1．传教士修改天文历法
2．介绍西方数学地理
3．传入力及机械知识
4．西方光学知识输入
5．学习西洋兵器制造
6．相互交流促进发展

    明时期的史学，是中国封建社会衰老时期的史学。
    1．明时期的史学特点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封建社会固有的各种社会矛盾都呈现激化的趋势，农民和地主阶级内部各种集团的冲突少见加强。生产力在继续发展，而生产关系却m14-了生产力的发展。新生产力的发展还不能突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
    明统治者在文化学术方面，采取专制政策。明朝，学校的学习内容是皇帝发布的诏令、法律和《四书》、《五经》等书。选任官吏通过科举制。科举考试，采用八股文。明初，为了更严厉地进行思想控制，制造了不少的文字狱。成祖时，命胡广等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宣扬程朱学派的理学，还命解缙等编《永乐大典》，网罗不少读书人做这种汇抄资料的工作……
    这种时代特点与背景反映在史学上，一方面是因循保守气息的充斥，另一方面是反映时代抗议精神的很好作品不断地问世。
    自明代初年到清代乾嘉年代的史学，受时代的影响，呈现波浪式的变化，大致可分明代、明末清初、清代三个阶段。*后，有龚自珍的史学。
    2．明代的史学
    明代的史籍很多，但抄书成风，无甚大建树。
    顾炎武曾批评明代的不良学风。他说，少时受祖父告语：“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宋景文之改《旧唐书》，必不如《旧唐书》也。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至于今代，而著书之人几满天下，则有盗前人之书而为己作者矣，故得明人书百卷，不若得宋人书一卷也。’’炎武与人书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日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判碎散，岂不两失之乎！”他又说：“汉人好以自作之书而托为古人，张霸《百二尚书》、卫宏《诗序》之类是也。晋以下人，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郭象《庄子注》、何法盛《晋中兴书》之类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从顾炎武的这些话里可以看出当时流行的学风，这种学风反映出一种虚伪和萎靡不振的积习。明初的文化高压政策和官方提倡的抄袭成书的办法，都跟这种学风有关。永乐年间，官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这是经注的官方标准本，基本上都是抄袭宋元人的成说。《永乐大典》有22937卷之多。今人多把这书推崇为世界上*大程度的类书，实际上这是一部按韵目排列的书，往往是一部书一部书地抄写进去，它的类书性质并不显著。只因它保存了很多的史料而为后人推崇。但从史学的角度来看，这书只是抄录而成，在史学发展上并没有什么地位。像以上所说官方提倡的抄袭成风的办法，不能说对历史撰述没有影响。在嘉靖、万历以前，我们还没有发现明代有值得注意的历史撰述。如果说，从明初到嘉靖以前，也可算作一个历史阶段，那么，这时是明清史学的一段比较苍白的阶段。
    3．明末清初的史学和“经世致用”
    嘉靖、万历以后，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和尖锐，思想领域也显得活跃起来。这在东南地区要更显著一些。明清之际，是学术思想特别活跃的年代。当时出现一些有名的学者和大师，讲求经世致用，有不少名著问世，在学术目前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郑晓、王世贞、李贽、焦豌，都是嘉靖、万历年间博学的人，写出了有一定分量的史书。郑晓是以纪传体记载明代史事的开创者，写有很多史学价值很高的著作。王世贞是当时的大文学家。他的史学成就为他的文名所掩，所著《夤山堂别集》100卷，是《明史》问世以前关于明代史事的重要撰述。他自视甚高，曾说：“吾读书万卷而未尝从《六经》入。”这句话在强调学者要有独立见解这一点上，在当时是可贵的思想。李贽，是有名的有战斗性格的思想家。他敢于公开反对儒学正宗的偶像，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所著《藏书》、《续藏书》，对史事有不少独立的见解。他的《焚书》、《续焚书》，是理论性的著作，也包含有关于历史的理论，如主张经史相为表里：“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故《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这是对经史关系新的看法。汉人把史附在经的下面，魏晋以来把史从经中分裂出来。李贽却要经史平起平坐，甚至要把经放在史的下面了。李贽在《童心说》里又说：“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语于童心之言明矣。”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话对史料的分析和评论，都是很有意义的。李贽的史学理论、史书编撰和史料论，都值得作进一步研究。焦豌(1540年―1620年)，万历十七年(1589年)状元。他“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通”，对当代典章尤为注意。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大学士陈于陛建议修国史，让他专司其事。他除纂成《国朝经籍志》外，还收集了大量素材。不久，国史馆停办，他因正直敢言，又同李贽等人相善，被视为异端，受排挤返回老家南京，从此专心著述。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他编成《国朝献征录》120卷，网罗了明宗室、勋戚、内阁以下文武百官以及没有出仕的隐逸之士、宦官的碑传材料，兼及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的记述。焦豌搜集这样庞大的明代人物资料不仅是为撰写明史列传作准备，更重要的是总结成败的经验，寻求长治久安之道。黄汝亨在序言中对焦豌的用意说得很清楚：“慨夫士大夫戋荛者趣富贵如鹜，安事诗书。即有逸伦之姿，爱奇矜博，往往高视千古之上，迂谈六合之外，而问以当代行事与人物材品高下，代谢之数，则舌举目眯。莫能置对。'’焦豌有见及此，在史馆“殚日夜之力，取累朝训录及海内碑铭志状表传之属尽录之”；“大而国体，隐而民瘼，赜而世务，觳而材品，当时治乱兴衰得失之林，诫覆辙，标芳轨，于之乎在”。P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