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十年(精编版)/马识途文集

本书是作者在“”十年间经历与见闻的回忆：自“”伊始，被莫名其妙划为“反革命”“走资派”，遭到批斗与监禁，陷入家破人亡的凄惨处境；随着造反派在各地的崛起，还一度落入成都一派之手；幸而凭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地下党的工作经验，成功逃离造反派的司令部；设法向外地转移，却被人发现，于是继续受到拘押；由于省内宣传工作的需要，开始恢复公职，最终在1979年1月25日得到平反。作者深受“”之苦，却保持乐观积极心态，冷静讲述自己的起起伏伏，细致观察周边的世态百相。本书文字简朴直白，却声情并茂，充分地反映了作者对这段沧桑十年的观感，是国内关于“”回忆的重要作品。

马识途，原名马千木，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生于1915年，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国文学系。马识途自少年时代起即投身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后长期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出生入死，功绩卓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四川省建设委员会主任、厅长及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科委副主任，四川省人大常委副主任，全国第六、七届人大代表，四川省文联主席、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副会长，四川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国际笔会中心理事直至离休。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坚持革命文艺创作，几十年来写下了700余万字的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自1935年起至今，马识途已在全国报纸杂志共发表长短篇小说等文学作品19部，其中，长篇小说《清江壮歌》、短篇小说《老三姐》《找红军》等早在20世纪60年代即引起了文坛轰动，新时期以来，又重振精神，接连发表、出版了一系列长篇新著和散文杂文等作品，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深得文学界好评。

第一章 莫名其妙地变成反革命
第二章 大祸临头
第三章 祸从何来
第四章 家破人亡
第五章 流放生活
第六章 风云突变
第七章 窗口西洋景
第八章 如今何处找好人
第九章 死人死人再死人
第十章 逍遥时刻
第十一章 小将的丰采
第十二章 百日之灾
第十三章 逃出虎口
第十四章 初入监狱
第十五章 狱友群像
第十六章 狱中生活拾零
第十七章 出狱又入狱
第十八章 “解放”
第十九章 再度“走资”
第二十章 帷幕终于落下
附录 立此存照
后记

     第一章 莫名其妙地变成反革命 一 到农村去干革命 1966年的夏天，我从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的岗位上，下放到南充做县委副书记，已经一年半了。在这一年半中，我从担任生产大队“四清”工作组组长到公社“四清”工作队队长，直到担任一个区的“四清”工作团团长，天天就是搞阶级斗争，在基层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七斗八斗，总想把“四不清”弄成“四清”，但是越想弄清，却越弄不清，而基层干部的心斗散了，社员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我感到很苦恼，再这么斗下去，恐怕我就要从“不太受欢迎的人”变成“太不受欢迎的人”了。 我不知道到底这是基于什么样的事实和理论，解放以后，搞了这么多年“运动”，阶级斗争还没有搞够，最近这些年来，还要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作为我们国家的头等大事、党的中心任务。我曾听说，我们党内正有一些理论家，创立了什么“革命中心东移论”，起劲儿地在树立所谓世界革命的“第三块里程碑”。并且自告奋勇地以我为中心，把全世界反对修正主义的大旗扛起来。又不知道基于什么样的事实和理论，说我们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革命家的手里，而是掌握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同时警告，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不斗则修”，“不斗则垮”。进而认定，基层干部总是沿着“懒、馋、占、贪、变”的危险道路滑下去，有“变修”的危险。因此决定，首先在我国农村分期分批地进行“四清”运动。在全国调集了几百万干部，经过训练，浩浩荡荡地开到农村去，几乎每一个生产队都有一两个干部。我就是那时候被派下去的。 解放以前，我搞地下革命工作，经常在乡下跑，对农民在水深火热中的痛苦生活深有了解，他们热切希望的就是如何叫自己过人的生活。当时为了把他们发动起来，和反动派进行斗争，求得自身的解放，改善自己的生活，我们搞地下工作的，都怀抱“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决心，和他们一块儿战斗，历尽千难万险，牺牲了无数的同志，才终于迎来了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搞工业和科学工作，大半时间在城市里工作，下乡少了。这次我被下放当了县委副书记，下农村搞“四清”运动。我下去住在农民家里，和农民（哦，自从公社化后，农民改叫“社员”了）同吃同住同劳动。我才惊异于我们诚心诚意为群众谋幸福，干了这么十几年，搞“土改”，搞“合作化”，后来还搞“公社化”，但是不知怎么搞的，他们的生活还是这么苦。有的社员真可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我坐车下来时，在路上就看到一些面带菜色，衣服褴褛的农民，而我却穿着整齐的四个兜的官家制服，一路上在招待所吃着丰盛的伙食，心里很不是滋味。农民们并没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所梦想的，我们对他们描绘的幸福生活，除开在政治上说是翻了身外，经济上的富裕生活并没有实现。我感到很惭愧。现在我下放做一个县官，只有真心诚意地给他们做牛马，办点实事来报答他们，让他们的生活过得好一点，我心里才过得去。 但是这回我们下来干什么呢？我们下来是搞“四清”运动，抓阶级斗争的。我们向社员宣传，社员生活之所以苦，就是因为阶级斗争没有抓好，就是因为站在他们头上的基层干部，许多已经变坏了，简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骑在他们头上的保甲长了。因此，我们下来的任务，就是帮助社员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们下来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的基层干部都“赶上楼”去——就是夺了他们的权，然后一个一个地清查，一个一个地“下楼”，宣布“解放”。这样的斗争，一搞就是几个月，真是斗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好像到处都有阶级敌人和走资派一伙在进行反革命活动。有的基层干部被斗得死去活来，下不了台。虽然我已经是努力对他们进行斗争了，可是开起汇报会来还说我的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紧，常常要准备接受“右倾”的批评。 就这么斗来斗去，搞了快两年，说的是只要抓好革命，就能促进生产。也许真是因为我革命没有抓好吧，生产总是没有促上去。就是我的那些“左”得可爱的左邻右舍，好像也没有搞好生产。其实大家心里雪亮，由于基层干部许多还没有被“解放”，没有资格抓生产；有的被“解放”了，不想再犯错误，也缩手缩脚，怕说是“以生产压革命”，不敢再抓生产。社员们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他们对于国家“修”不“修”，越来越不关心，甚至反感。他们率直地对我们说：“先把我们的肚儿盔圆了，再说别的吧。” 我听信了社员的呼吁，先把生产抓上去，把他们的肚儿盔圆了再说。我从我原来主管的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调了几个农业专家来，一块儿下到东观区的乡下去蹲点，搞“科学种田”，他们准备做两年五熟的丰产田试验。 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