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尘

《洗尘》是当代散文家梁衡先生继《觅渡》之后推出的又一部散文集。《觅渡》自2004年出版以来深受读者欢迎，至今已连印13次，社会反响长盛不衰。《洗尘》主要收录了梁衡先生在《觅渡》之后发表的散文和随笔，沿袭《觅渡》的体例，分为“大情大理”、“青史如镜”、“山川如我”、“哲理人生”、“为官为政”、“为艺为文”等六个部分，文章继承了梁氏散文的一贯风格，说大事、大情、大理，在恬淡、悠远中透露出一种至情至性、悲天悯人的情怀。

梁衡，1946年生，山西霍州人。著名学者、新闻理论家、作家。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曾任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全国记协特邀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全国中小学语文教材总顾问。著有新闻三部曲：《记者札记》《评委笔记》《总编手记》及《梁衡新闻作品导读》。散文集《觅渡》《洗尘》《栏杆拍遍》《千秋人物》等。科学史章回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写作研究集《为文之道》。政论集《文风四谈》《干部修养谈》等。出版有《梁衡文集》九卷。曾获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提名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全国好新闻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代表作有《觅渡，觅渡，渡何处》《大无大有周恩来》等。先后有《晋祠》《觅渡，觅渡，渡何处》《跨越百年的美丽》《把栏杆拍遍》《夏感》《青山不老》等60多篇次的文章人选大、中、小学课本。

大情大理
假如去骑马
翻脸
周恩来让座
周恩来为什么不翻脸
一个伟人的生命价值
广安真理宝鼎记
认错
谁敢极言？谁能极言？
的坚持
清贫之碑
张闻天：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
二死其身的彭德怀
不修传
百年革命三封家书
蒋巷村的共产主义猜想
嘉兴南湖红船之铭
……

    假如去骑马
     一
     智慧超群，胆识过人，一生无论军事、政治都有出其不意的惊人之笔，让人永玩味无穷。但有一笔更为惊人，只是惜未能实现。
     1959年4月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说：“如有可能，我就游黄河、游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卡车，更不准坐火车，一天走60里，骑马30里，走路30里，骑骑走走，一路往昆仑山去。然后到猪八戒去过的那个通天河，从长江上游，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国内国际的形势，我还可以搞，带个电台，比如，从黄河入海口走到郑州，走了一个半月，要开会了我就开会，开了会我又从郑州出发，搞它四五年就可以完成任务。我很想学明朝的徐霞客。”
     1960年，毛的专列过济南，他对上车看他的舒同、杨得志说：“我就是想骑马沿着两条河走，一条黄河，一条长江。如果你们赞成，帮我准备一匹马。”1961年3月23日毛在广州说：“在下一次会议或者什么时候，我要做点典型调查，才能交账。我很想恢复骑马的制度，不坐火车，不坐汽车，想跑两条江。从黄河的河口，沿河而上，到它的发源地，然后跨过山去，到扬子江的发源地，顺流而下。不要多少时间，有三年时间就可以横过去，顶多五年。1”1962年，他的一个秘书调往陕西，他说：“你先打个前站，我随后骑马就去。”1972年，毛大病一场，刚好一点，他就说：“看来，我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可见他对两河之行向往的热切。
     自从看到这几则史料，我就常想，要是真的实现了骑马走江河，该是什么样子？
     这个计划本已确定下来，大约准备1965年春成行。1964年夏天从骑兵部队调来的警卫人员也开始在北戴河训练。也已为准备了一匹个头不太大的白马，很巧合，他转战陕北时骑的也是一匹白马。整个夏天，毛的运动就是两项，游泳和骑马。
     但是，1964年8月5日，突发“北部湾事件”，美国入侵越南。6日晨，毛遗憾地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黄河这次是去不成了。”
     这实在是太遗憾了，是一个国家的遗憾、民族的遗憾，中国历史失去了一次改写的机会。按毛的计划是走三到五年，就算四年吧，两河归来，已是1969年，那个对国家民族损毁至重的“”至少可以推迟发生，甚至避免。试想一个优选领袖深入民间四年，将会有多少新东西涌入他的脑海，又该有什么新的政策出台，党史、国史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新版本？一个伟大的诗人，用双脚丈量祖国的河山，“目既往还，心亦吐纳”，又该有多少气势磅礴的诗作？
     我们再看一下1965年的形势，那是新中国成立后优选的年份。正是成绩已有不少，教训也有一些，党又一次走在将更加成熟的十字路口。当时我们已犯过的几个大错误是：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人民公社；1959年的“反右倾”；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这时全党已经开始心平气和地看问题。在1962年的七干人大会上，中央承认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错误，也做了自我批评。形势已有了明显好转。原子弹爆炸，全国学大寨、学大庆、学雷锋、学焦裕禄，国力增强，民心向上。但是从深层来看，对这些错误的根源还没有从思想上解决。就像遵义会议时，从行动上和组织上已停止了“左”倾的错误，但真正从思想和路线上解决问题，还得等到延安整风。急病先治标，症退再治本。当时党和国家正是“症”初退而“本”待治之时。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骑马走两河的。
     我们设想着，当骑马走江河时，对他触动最深的是中国农业的落后和农村发展的缓慢。
     毛是农民的儿子，他和农民天然地血脉相通。他最初的秋收起义、十年的土地革命是为农民翻身。他穿草鞋，住窑洞，穿补丁衣服，大口吃茶叶叶子，拣食掉在桌子上的米粒，趴在水缸盖上指挥大战役，在延安时还和战士一起开荒，在西柏坡时还下田插秧。还有包括江青看不惯的大口吃红烧肉、吃辣椒，他简直就是一个农民，一个读了书、当了领袖的农民。一生的思维从没有离开过农民。只不过命运逼得他建国前大部分时间研究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又急于振兴工业，以至于1953年发生了与梁漱溟的争吵，被梁误以为忘了农民。他在1958年发起的“”、人民公社运动也是为了农业的尽快翻身，有点空想，有点急躁，被彭德怀说成“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那一句话真的刺伤了他的心，但没有人怀疑他不是为了农民。（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