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之声

在《彼岸之声》中，作者亚·伊·赫尔岑将彼得大帝改革后的俄国与欧洲进行了比较。他指出，彼得一世从德国和瑞典照抄了公文程序，“然而，那些没有写到纸上的、从精神上约束政权的东西，对个人权力、对思想、对真理权威下意识的承认则不能照搬过来，也没有照搬过来。我们的奴隶制同文明一起增强了，国家成长了，完善了，可是个人却失败了；相反，国家愈是强大，个人就愈弱小。欧洲的行政与司法制度、军事和民事体制在我们这里发展成为某种丑恶的令人绝望的专制。”作者说，“假如俄罗斯不是那样幅员辽阔，假如取自异域政权体系不是那样混乱地被设置起来又那样无序地运转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稍具个人尊严的人能够在俄罗斯生活下去。”

致我的儿子亚历山大
引言
一、暴风雨之前
二、暴风雨之后
三、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五十七年
四、暮气沉沉！
五、何以解忧
六、1849年闭幕词
七、我无所执，凡百有持
八、瓦尔德加玛斯侯爵多诺佐？科尔特斯和罗马皇帝尤利安
其他版本
致我的儿子亚历山大
ADDIO!
一、暴风雨之前
二、暴风雨之后
原编者注
译名对照
译后记

    “您要预言我们的文明也将遭遇罗马式的灭亡吧？真是令人倍感安慰的思想，美妙的前景……”
     “前景既不美妙，也不糟糕。世上一切都是暂时的，这一思想众所周知，为何竟会让您惊讶？不过，只要人类种族还在继续生存，没有中断，文明就不会灭亡――人有着良好的记忆。难道罗马文明于我们而言不是还存在着吗？它正与我们的文明一样，远远延伸到了其所处的生活环境之外。正因为此，它一方面如此繁荣昌盛，光辉灿烂，另一方面却不能真正地实现。它把自己的因素带到了现代世界，它带给了我们很多东西，但罗马最切近的未来则是在别的牧场上发芽生长的――在受迫害的基督徒藏身的地下走廊里，在野蛮的日耳曼人游牧的森林之中。”
     “在自然中一切都是目的明确，而文明，这高级力量，这时代的王冠，本源于其中，却是漫无目的，逐渐脱离现实并最终消逝，身后只留下一些不完整的回忆。何以如此？那时人类会倒退，拥向一边，于是又重新开始生长，以再次绽开那多瓣的花朵并就此完结――因为花朵虽繁盛，却丧失了结籽之能力……您的历史哲学中有某种让心灵纷扰难安的东西――为什么要做这些努力？各民族的生活成为徒劳的游戏，人们搬沙运石，垒筑不停，而一切都会毁于一旦，轰然倒地，于是人们挣扎着从废墟中爬出来，开始重新清理地面，用苔藓、木板和倒掉的柱头重新搭造茅屋，用数个世纪的漫长劳动换来再度倒塌的命运。难怪莎士比亚称历史是傻瓜讲述的乏味故事。”
     “这是您的感伤之见。您就像那些僧侣，他们相遇时，除了阴沉的‘请牢记死亡’之外，再也找不到更好的话告诉对方了；或者说，您像那些多愁善感的人，他们一想起‘人生来就是为了死’就会泪流不止。只看结局，而不看进程本身，这是重大的错误。既然植物会毫无意义的逝去，它何以需要那鲜艳华丽的花朵、醉人的芳香？然而自然毫不吝啬，也不蔑视过客和现存之物，它时时处处都竭力为所能为之事，达到很好，获取充足的芳香、愉悦、思想……直至同时触及发展的极限和死亡。死亡遏止、抑制了过于诗意的幻想及其激烈的创造。花儿可能朝放暮谢，自然并没有赋予玫瑰、百合以燧石般的坚固，然而谁会为此怒斥自然呢？我们却试图把这种简陋而平庸的观点应用于历史！谁让文明画地为牢了？它的围墙在哪里？它没有止境，与思想、艺术一样，它描绘着生活的典范，渴望实现自身风习的荣光，但是生活并没有义务去实现它的幻想和思想。况且假如实现了这一点，那也不过是一种东西的改良版本而已，而生活则喜欢新事物。罗马文明远比野蛮人的社会高级、人道，然而在后者的不和谐中出现了某些方面发展的萌芽，这些方面是罗马文明中根本没有的。于是野蛮胜利了，无论所谓国民法典，还是罗马哲人们的睿智之论都无济于事。自然会收获欣喜并追求优选的，也并不想侮辱现存之物。在其活力尚存、而新事物还在成长之时，现存之物尽可活下去。这就是为什么自然的作品很难排成一条直线，自然痛恨编队前进，它总是向四方拓展，并且从来也不按正确的队列步调行进。野蛮的日耳曼人天真素朴，在潜力上反而高于教养有素的罗马人。”
     “我开始怀疑，您是在等野蛮人的入侵和民族的迁徙吧。”
     “我不喜欢猜测。没有现成的未来，它是由成千上万种必然与偶然条件综合形成的，其中包括人的意志――它赋予未来意料不到的戏剧结局和舞台效果。历史是即兴之作，罕有重复，它会利用任何偶然因素，同时叩响千万座大门……而哪些会豁然洞开……谁知道呢？”
     P96－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