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与权力

1.备受关注的德国历史学者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新作 克拉克在德国史研究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多次因在历史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而获奖：2007年，他获得英国历史学界的“沃尔夫森历史奖”。2010年，因其研究对英德关系做出的贡献，他被德国政府授予十字勋章；2015年，因同样的原因，他被英国授予爵士头衔。2022年，他获得该年度的欧洲媒体查理曼奖。 2.以德国历史中的四个政治决策者为研究样本，阐释了德国从“三十年战争”到第三帝国的权力沉浮 本书以德国历史上四个政治决策者为研究对象，即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1620—1688）、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俾斯麦和希特勒，时间横跨从“三十年战争”到第三帝国的三个多世纪，通过对这几个时期掌权者们多个截面的剖析，组拼出一段别样的德国政治史。 3.角度新颖，另辟蹊径，探究政治决策者的时间意识如何影响其权力决策，刷新读者对德国历史的既有认知 本书内容并非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简单叙述。作者另辟蹊径，从四个政治决策者的历史背景、决策行动、流传于后世的珍贵文献等角度，探究其拥有何种时间意识，以及这一意识如何影响其对权力的行使，以塑造整个国家的过去、当下与未来。 4.为解读当代世界各国政治决策提供另类的观察视角 不论是英国脱欧运动中的“收回控制权”，还是特朗普喊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均体现了政治领导者们各自的时间意识。本书将通过叙述四位德国历史人物的案例，呈现国家决策者对历史和时间的理解与运用，驱散波诡云谲的政治舞台迷雾，为读者了解当下世界各国对内政策和对外博弈策略提供了全新而清亮的观察视角。

从在“三十年战争”的炮火中饱受摧残，到第三帝国时期企图掌控世界，德国在不同统治者治下走出了一条逶迤曲折的道路。我们不禁追问:德国乃至世界的政治决策者们，是如何理解和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又是在何种理念的引领下做出决策，从而决定国家命运，影响世界的发展进程的？ 为解答这一意义非凡的问题，德国史专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匠心独运，抓取“时间意识”这一富有哲学意义的切口，以四位德国历史的塑造者，即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弗里德里希二世、俾斯麦和希特勒作为研究样本，对“掌权者的权力与其时间意识的关系”这一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解读。 时间意识有关一个国家的过去、当下与未来：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教训、汲取力量，预设未来可能的危机和变革，并指导当下的决策和行动，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是国家政治决策者的基本思考逻辑。克拉克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抽取了弗里德里希·威廉、弗里德里希二世、俾斯麦和希特勒的个人经历、时代背景、言论和政治动作等信息，以深思熟虑而热情洋溢的笔触，揭示出决策者如何理解与运用时间的概念、权力与时间有何互动关系，以及时间意识对大国内政外交的影响等问题的答案。 这一切口细长而深邃，不仅能让我们洞悉德国历史复杂而恢宏的另一面，也为我们了解当下世界大国的对内政策和对外博弈提供了全新的观察视角。

历史学家、英国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德国和欧洲大陆历史。 克拉克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屡获殊荣。2007年，他获得英国历史学界的沃尔夫森历史奖；2010年，因其研究对英德关系做出的贡献，他被德国政府授予十字勋章；2015年，克拉克经英国外交大臣举荐，被授予爵士头衔；2022年，他因在英德历史领域做出的贡献，获得该年度的欧洲媒体查理曼奖。 著有《梦游者》《钢铁帝国》《沉重的皇冠》等多部备受推崇的欧洲史作品。

前 言
历史的时间转向
时间的现代性
权力与时间

第一章 历史机器
战争年代的组合君主制
君主对抗庄园
历史性的形式
信仰的动力？
选侯成为历史
结 论

第二章 历史王
国王为何书写历史
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历史性
没有冲突的霸权
抉择的时代
时间的暂停
结 论

第三章 时间之河上的船夫
棋 手
1848年的意义
政治的变迁
神化时刻
君主制国家与历史的意义
1918年与历史的终结

第四章 纳粹的时间观
革命博物馆
极权主义的对比
遥远过去的临近
预言战胜偶然
结 论

结论与尾声

致 谢

注 释

译后记

     战争年代的组合君主制 弗里德里希·威廉于1640年登上王位的政治实体不是单一制国家。这是一个“组合君主制”，包括以不同方式获得的领土，受不同的法律约束，被以不同的头衔统治。其中心地带是勃兰登堡，于1417年由霍亨索伦家族以40万匈牙利金盾买下。通过战略性婚姻联盟，霍亨索伦家族的后续几代统治者先后获得了其东部和西部一些非毗邻的领土：位于波罗的海的普鲁士公国、于利希-克莱沃公国，后者是一块由于利希、克莱沃、贝格以及马克郡和拉文斯贝格组成的莱茵领土。得益于可追溯到1530年的家族联系，霍亨索伦家族还声称拥有波美拉尼亚的继承权，波美拉尼亚是勃兰登堡和波罗的海之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领土。 在其不同的领地范围内，勃兰登堡选侯与被称为庄园的代表机构组织起来的地方精英分享权力。在勃兰登堡，庄园批准（或不批准）选侯征税，并（从1549年起）管理他们的税收。作为回报，地方贵族获得了广泛的权力和特许权。例如，选侯不得在未征得庄园领主同意的情况下结盟。在1540年颁布的法令中，选侯甚至承诺，他不会“在所有庄园不知情或者没有事先协商的情况下，决定或采取任何可能影响领地兴衰的行动”，这个说法在1653年之前被反复重申。地方贵族拥有选区里的大部分土地财富，他们也是选侯最重要的债权人。但他们的眼光非常狭隘；对于帮助选侯保卫他们知之甚少的遥远领土毫无兴趣。 领主处于一个混杂、主权重叠的精神世界中。克莱沃庄园在海牙设有外交代表，并向荷兰共和国、帝国会议（神圣罗马帝国的议会）寻求支持，有时甚至向维也纳寻求支持以反对柏林的非法干预。他们设想建立自己的税收制度并与附近的马克、于利希和贝格地区建立联合的“世袭联盟”，同时经常与这些领土的庄园商讨如何优选地回应（和抵制）柏林的要求。普鲁士公国的庄园仍臣属于波兰王室，他们将邻国波兰视为他们古老特权的保证人。正如一位选侯的高级官员恼怒评论的那样，普鲁士庄园的领主是“波兰人的真正邻居”，并对“保卫他们自己的国家漠不关心”。 “三十年战争”带来的动荡和破坏使这些微妙的平衡面临压力。在勃兰登堡，各庄园对军费开支和任何形式的外国联合都深表怀疑。即使在新教和帝国军队多次入侵勃兰登堡领土之后，在面对君主的财政援助请求时，领主们仍然无动于衷。在他们看来，庄园的职能是防止不必要的冒险和保护地方特权的结构，以防止来自中央的入侵。但随着战争的拖延，勃兰登堡贵族的财政特权开始显得脆弱。外国诸侯与将领对从勃兰登堡勒索捐款毫不自责；为什么选侯不应承担他的份额？这就涉及庄园古老的“自由”传统。为了完成这项任务，选侯求助于亚当·施瓦岑贝格伯爵，他是一名天主教徒，也是一名与地方贵族没有任何联系的外国人。在没有像通常那样向地方机关求助的情况下，施瓦岑贝格不失时机地开征新税。他了庄园监督国家支出的权力，并暂停了枢密院的工作，将其职责移交给战争委员会，其成员接近独立于庄园。简而言之，施瓦岑贝格建立了一种与庄园传统决裂的财政专制制度。这项制度侵害了庄园的自由，引发了庄园贵族对他的厌恶。1638—1639 年，在施瓦岑贝格的权力达到很好时，在柏林流传的传单谴责他的统治是“西班牙式奴役”。 战争对克莱沃公国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在这里，就像在整个德意志一样，由于各支军队为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莱茵河下游而战，他们征收高额捐税，大肆勒索。但荷兰军队占领了莱茵河右岸的东部地区，为该国带来了资金，恢复了贸易，并加强了与海牙的政治联系。尽管施瓦岑贝格伯爵的干预加上大范围的破坏削弱了勃兰登堡的庄园实力，但克莱沃的庄园仍然和以往一样强大，并继续对附近联合省的政治支持充满信心，即使在战争结束后，这些联合省的驻军仍驻守在许多城镇。 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普鲁士公国处于冲突最激烈的地区之外，因此让勃兰登堡免遭破坏。在传统上，庄园主大权在握，定期召开全体会议，严格控制中央和地方政府、民兵和领土财政。普鲁士有权向波兰王室上诉，而波兰王室仍在领土上拥有正式的主权，这意味着他们（庄园主）不会轻易屈服。 君主对抗庄园 1640年12月，当弗里德里希·威廉即位时，勃兰登堡仍处于外国的占领之下。1641年7 月，勃兰登堡-普鲁士与瑞典人达成了为期两年的休战协议，但掠夺、焚烧和不当行为仍在继续。直到1643年3月，弗里德里希·威廉才从普鲁士公国中相对安全的柯尼斯堡返回破败的柏林——这座城市已经让他几乎认不出来。在这里，他发现居民数量锐减，人们大多营养不良，建筑物被烧毁或失修。曾经干扰他父亲统治的困境仍未解决。勃兰登堡没有建立确保自身独立的军事力量。施瓦岑贝格创建的小型军队早已分崩离析，无力再建。在克莱沃公国和马克郡，新选侯只是名义上的君主，这些地方实际上仍被帝国、西班牙、荷兰、黑森州和法国军队占领。至于波美拉尼亚，在可预见的未来很有可能仍处于瑞典的占领之下。枢密院议员兼选侯的前导师约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