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的杨振宁

《我知道的杨振宁》以时间为线，记述了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葛墨林先生对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近半个世纪交往的深情回忆。其间穿插了许多令作者印象深刻的专题，既有国际视野的物理学研究，也有生动具体的日常生活；既有真实客观的历史记录，也有真挚饱满的个人抒怀。其中很多内容和照片都是首次发布，具有一定的史料文献价值。

有名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葛墨林从20世纪70年代末结识杨振宁先生，80年代多次赴美跟随杨先生开展研究，后来在杨先生的直接领导下参与南开大学数学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创建和教学科研，在杨先生创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初期又作为兼职教授短期参与教研工作。葛墨林院士与杨振宁先生合作了近半个世纪，亦师亦友，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在本书中，葛墨林院士以真挚动人的感情，回忆了杨振宁先生在开展物理学研究、支持祖国教育科技发展、维护祖国名誉尊严、关心提携后辈学人等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

葛墨林，1938年12月生于北京，1965年兰州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研究生毕业，1986年到南开数学研究所任教，中科院院士。曾在美国石溪大学、加州戴维斯大学、犹他大学(盐湖城)等以访问教授、有名访问教授、讲座访问教授等名义从事研究与教学。其研究领域主要有广义相对论、规范场论、孤子理论、可积非线性模型、杨-巴克斯特方程等数学物理理论。金鑫，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序言
第一章 结识杨先生
第二章 在石溪（Stony Brook）
第三章 杨师母（杜致礼）
第四章 杨先生对人对事
第五章 南开大学数学所理论物理研究室
第六章 杨先生与南开大学
第七章 初创期的清华高等研究中心
第八章 翁帆印象
第九章 对杨先生的一些认识
第十章 杨先生与中国科技

     结识杨先生，对我的物理学研究和个人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每当回想起结识杨先生的过程，总会觉得很奇妙，三次见面都充满了现实的偶然性，但也蕴含了源于物理的必然。 一 1956年，我从北京市第十三中学（原辅仁大学附属男中）高中毕业。因为国家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物理学成了非常热门的专业，尤其是核物理，更是成为很多青年学生的学术追求。 当时，清华大学刚刚成立核物理专业，于是我就填报了清华的工程物理系。可是后来接到学校通知，北京市教育局要让一批学生去兰州，我就服从组织分配，报考了兰州大学。起初还为没能报考清华的核物理专业感到遗憾，到了兰州大学我才知道，原来兰州大学也是准备建立核物理专业的，我的专业志向在这里同样可以实现，心里也畅快了很多。 1957年，我在兰州大学有幸遇到了我的老师：从苏联学成归国的段一士先生。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基本粒子和广义相对论。我受到段先生的很多教导，包括听他讲授的“基本粒子”“量子理论”和“广义相对论”等课程。其中对我影响优选的，是他从苏联带回来的关于规范场的一些讨论材料。我从他身上学习到了怎么看物理，怎么做物理。 1957年，杨振宁、李政道两位先生关于“宇称不守恒”的研究成果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无疑为我们这些学习物理、研究物理的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中国的理论物理学界掀起了一股学习基本粒子理论的热潮，我也是学习者之一。 1961年本科毕业后，我做了段一士先生的研究生，他让我读的第一篇文献就是1954年杨振宁先生和米尔斯（R.L.Mills）在美国《物理评论》（Physical Review）上发表的关于杨-米尔斯（Yang-Mills）规范场理论的文章Conservation of Isotopic Spin and Isotopic Gauge Invariance。当时我一边学群论，一边学规范场理论，感觉很奇妙。到1965年研究生毕业，我已经掌握了物理学的很多基础理论，对杨一米尔斯规范场理论也有了一些了解。这样的学习背景，尤其是对规范场理论的了解，成为我日后能够结识杨先生的先决条件。 1966年，“”开始，几乎所有大学的教学、研究活动都陆续停止了。由于看不惯1927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老校长江隆基被迫害，我在1969年被下放到天水参加劳动。非常幸运的是，我下放劳动还不到一年，在1969年底就接到通知被调回了兰州大学。能够调回兰州大学的原因，是我的导师段一士先生承担了改进火箭弹的技术革新工作，具体目标是改进40火箭弹效果，我被段先生通过兰州军区调入技术组，得以重返学校。从1970年起，我白天在技术组参加军工方面的研究，晚上有时间就读一些理论物理方面的文献。因为技术组要定期到北京汇报，我们就有了经常去北京出差的机会，这也为我结识杨先生提供了机缘。 1973年杨先生回国讲学，正巧我跟随段先生到北京汇报项目进展情况。我和段先生都不想错过现场聆听杨先生讲座的机会，但是讲座被安排在北京大学的礼堂，必须凭票才能入场。幸运的是，负责讲座收票工作的是北京大学的高崇寿老师，他与段先生认识，愿意为我们提供帮助。所以，讲座那天他收完票就故意拿出来两张放在裤兜里没有上交，然后送给了段先生和我，我们才有了坐在礼堂里听杨先生讲座的机会。高老师当时厚道的笑容至今仍感动着我。礼堂里坐得满满当当的，我记得那天杨先生讲的是关于自对偶杨一米尔斯规范场的求解问题。杨先生的报告很吸引人，尤其是其中涉及规范场的一些结构的问题，是我非常感兴趣的。 杨先生不仅回到国内做报告，还很关心国内的科学研究情况。1975年，在伦敦轻子光子会议上，特霍夫特（Gerrdrdus't Hooft）做了报告，杨先生就把这个报告的预印本寄给了后来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的冼鼎昌（我们都称呼他“沙丁”）。当时复印还不普及，会打字的人也是寥寥无几，幸好沙丁英文很好，他就用复写纸把杨先生寄来的材料抄写了四份，邮寄给国内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因为沙丁在莫斯科大学留学期间认识了段先生，所以我和段先生也得到了一份报告。收到报告，我们真是如获至宝。当时白天又要做军工项目，又要参加劳动，非常疲惫，但无论白天多累，到了晚上我都会抽出时间研读这篇文章，每次研读心里都有说不出的愉悦。可以说，杨先生寄来的这篇文章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我那段时间身体的劳累和内心的迷茫。 那时，段先生也在细读这篇文章。我们还经常讨论。记得有一次在去北京的硬卧车厢里，段先生忽然说他悟出个道理来，我们就马上讨论，最后用活动标架的办法表示出磁单极——后来知道，这就是数学中的拓扑量。 白天跟随段先生研究军工，同时参加劳动，晚上钻研物理，这样的日子辛苦而充实。转眼两年过去了，中央做出重要指示，加强基础理论研究。这意味着在批修、批“基”的背景下中国的基础研究工作重新得到重视。这一推动者是周恩来总理，而周总理积极推动这件事与杨先生也有一定的关系。 杨先生1972年回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在与周总理的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