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夏禹都

从这套丛书中，我读出了神之奇，人之本，天之伦，地之道，武将之勇猛，文人之风雅，仿佛看到河东先祖先贤神采奕奕，从大河岸畔、田野深处朝我走来。——李敬泽

本书共有八章，作者通过李济在夏县西阴村考古、徐旭生寻找夏墟、夏鼐看好东下冯等在中国现代考古目前意义重大的事件，通过考古发现，文献典籍，方志材料等多方面，对夏朝、禹都与晋南河东地区的关系进行了梳理论证。

苏华，供职于山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著有《职方边地：中国勘界报告书》，长篇人物传记《何澄》（与张济合著），《清代两渡何家：一个文化世族的递进史》，读书随笔集《书边芦苇》等。

引言 夏墟的迷思
第一章 李济在西阴村考古叙事
第二章 徐旭生寻找夏墟
第三章 垣曲原来是汤都
第四章 徐旭生未能进行的晋南调查
第五章 夏鼐看好东下冯
第六章 大禹的家世
第七章 大禹以事功摄政
第八章 大夏国都——安邑
后记
参考文献

     第一章 李济在西阴村考古叙事 顾颉刚打破了三皇五帝的旧史学传统，开启了中国科学史学的新纪元。但如何重建上古史，却面临着重重困境。正在古史辨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1923年获得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的李济（1896—1979年），在南开大学教务长、克拉克大学学长凌冰的推荐下，就任南开大学人类学与社会学教授。在津期间，李济结识了回国之后的第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丁文江。当时的中国科学界，只有地质学可与世界水准接轨，而丁文江便是做出这有价值贡献的一个人。正是在丁文江的鼓励之下，李济得以第一次去做他的考古工作，并由此结识了之后给予夏县西阴村考古发掘全额资助的美国史密森研究院驻华代表、考古学者、探险家、古物收藏家毕士博（1881—1942年），完成了人类学家向考古学家的嬗变。 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李家楼士绅李锐因天旱，雇工挖井浇自家的菜园时发现了一座古墓，共挖出二十多件春秋时期的大小鼎和鬲、罍、甑等青铜器。9月1日，驻防开封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陆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1881—1935年，山东邹县人，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之弟）在巡防时经过新郑，听到李锐挖宝的确闻，竟颇令人意外地做出保护“新郑彝器”的义举——先是派官兵前去阻止，并监护现场，又让手下从李锐处把尚未卖出的青铜器及其他古物收缴回来，命副官陈国昌、参谋王灿章、稽查赵辅卿会同新郑县知事姚延锦等在李家楼划定范围，继续发掘。新郑出土的这批青铜器保存得较为完整的91件和碎片135块，先后两次被靳云鹗押运到省城开封文庙内学生图书馆，由河南古物保存所所长何日章专门负责保护。 10月2日，丁文江约请李济前往新郑，查看一下该遗址地区内是否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丁文江在与直系方面磋商数次，正式定妥此事后，李济和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勘探专家谭锡畴于10月11日到达新郑。在靳云鹗的副官郑国昌伴同下，李济来到青铜器挖掘地点，只见整个工作的进行都是从搜集古玩而不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的，出土器物的坑穴则既未经测量其深度，又未经丈量其范围就填平了，出土遗存的地点，既无记录亦未照相。李济他们只好在距原挖掘地点三十米处挖了少量几个试验坑。才开工十几天，就传来土匪即将到达的消息，他们的工作不得不就此中断，于10月24日停工，撤离了新郑。 虽然这次新石器时代遗存的考察因兵荒马乱而成了一趟参观旅行，但李济还是在城墙内的东南角发现了被挖掘工丢弃的一个埋葬在木匣子中的人骨。经询问获知，这木匣子中的人骨是挖掘工随同青铜制品一道出土的，他们送给上月曾来这里的美国人毕士博看，他只拿走了几块，剩下的这些，嘱咐挖掘工们要小心保管，说还要回来看，但毕先生并没有回来，挖掘工们也不知这些人骨有何用途，便当作弃物扔到那里了。① 李济与毕士博的交集便因这些新郑出土的人骨而发生。当时天津还没有可以测量古人类骸骨的机构，李济便选择了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实验室，当作对从新郑拿回的这些人骨进行观察和测量的中心。第一次到该实验室，李济和毕士博没见面，但喜获毕士博托实验室的许文生博士转送他的一块下颌骨和枢椎。第二次，两人也许事先约好，毕士博亲自到实验室看望李济，并带给他五个肱骨、右股骨和颈椎。第三次，李济到毕士博的工作室，从一堆收集到的杂乱骨中挑选出来一些有用的进行测量，从而完成了他的论文《新郑的骨》；同时也让毕士博见识了丁文江向他介绍李济是“今日中国很好心灵”的真模样。② 毕士博服务的美国史密森研究院是个什么机构？他到中国究竟想进行什么活动？在此，有必要将史密森研究院和毕士博本人的情况介绍一二。 1846年，史密森研究院在英国绅士史密森（1765—1829年）捐赠给美国政府的一笔遗产上成立，其宗旨是促进“人类之间的知识增进与散播”。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间，该研究院积极参与了联邦政府策动的一系列科学调查与探险活动，如1852—1854年间的日本探险，1853—1856年间的北太平洋探险，等等，借此收集了大量博物学和民族学标本，从而跃升为美国首屈一指之“国立博物馆”，从而也以博物学研究与博物馆管理闻名。史密森研究院之所以在二十世纪决定涉足中国考古学，得益于底特律富商与艺术品收藏家弗利尔（1854—1919年）。1906年，在总统罗斯福（1858—1919年）的撮合下，弗利尔决定死后将其艺术收藏捐给国家（1906年时已逾两千件，至1919年弗利尔过世之际已累积至三万件，其中以东亚和中国古物以及中国元代之前的艺术品为大宗），由史密森研究院负责管理。由于史密森研究院自设立以来的研究重心是博物学，弗利尔又允诺将协助该院建立一座能与波士顿美术馆、纽约大都会美术馆等收藏展览机构比肩齐驱的艺术馆。至其1919年过世之际，弗利尔前后捐了一百五十万美元作为该艺术馆之建造经费，并在遗嘱中详列“弗利尔艺术馆”的使命，除了系统地展示其收藏，让美国民众能体会东亚艺术之美外，还规定，该馆每年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