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 第2辑

《海派》为首部以“海派”命名的雅俗共赏的海派文化专题读物，由近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大家陈子善教授、图像文献与城市文化史研究大家张伟研究员主编，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旨在助推海派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海派（第2辑）》强调“原创首发”，内容雅俗共赏，有趣有料，图文并茂，可读性强，具体收录了《郑振铎旅欧期间致岳父高梦旦的明信片》《夏衍致张石川的一封信》等文章。

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荣休教授、上海文史馆馆员，《现代中文学刊》主编，作家、文学理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近现代文学分会副会长、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张伟，1956年生，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从事近代文献整理与研究逾三十年，相继主持“上海年华”“民国电影”“国际名流与近代上海”等多个学术项目，耕耘于图像文献和城市文化史等领域。

评论
创伤记忆与文学的影视现代性——以周瘦鹃的“海派”在地经验为例，1914-1926

日记与书信
郑逸梅日记（1954年2月）
郑振铎旅欧期间致岳父高梦旦的明信片
夏衍致张石川的一封信
邵洵美致舒新城的三封信
瘦鹃三札

人物丛谈
巴金的“吃饭”往事（上）
刘海粟与徐朗西：一场不应遭遇的纠纷
笑嘻嘻的“滑稽事”
酒色财气忆思楼——香港海派作家系列之二

文艺漫话
《鹦哥》中的周鍊霞白话诗
海派小品文杂志经眼录
姚苏凤的“侦探小说学”（上）
一段广聚词集的黄金岁月
翦淞社存稿《海上新乐府》

逛马路
爱俪园
江湾路忆往
1926年“天马会”公宴桥本关雪于韵籁家事钩沉
从三件收藏小品看沪上照相馆往昔
因创造社引发的沪上咖啡店疑案（下）

口述实录
我与刘旦宅

译海一勺
关于我们自己
近代上海历史中的A．D．C．剧团

     创伤记忆与文学的影视现代性——以周瘦鹃的“海派”在地经验为例，1914—1926 一、电影的“创伤与记忆”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的关系，“鸳鸯蝴蝶派”和“五四”作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坛中先后各领风骚，“新感觉派”对于电影技巧的借鉴则别有风情，而臻至出神人化、炉火纯青之境的，或莫过于张爱玲（1920－－1995），甚至在《对照记》里使用“蒙太奇’，“淡出”的电影语汇，仿佛在银幕上昭示其临终的手势。自电影学界“重写电影史’’以来，也不乏与文学关系的探讨。这类探讨无疑还会持续下去，而其范围之广阔、议题之繁富，大有继续深入的空问。 令人瞩目的是有关电影与创伤记忆的议题，似由周蕾的《原始激情》一书启其端，后由卡普兰与王斑扬其波，合编了一本《创伤与电影》的论文集，在电影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中一枝秀出，颇具后劲。该论文集指出创伤记忆与电影是个世界性现象，纵观20世纪，世界大战、集中营、核爆、种族灭绝等，给人类记忆留下永难磨灭的伤痕。然而旧痕未磨灭，“9·11事件”又为新世纪笼罩新的阴影。创伤记忆不断被搬上银幕，尤具影视的“震撼”效果，《广岛之恋》《辛德勒的名单》即其中佼佼者。不消说，对于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来说，内乱外患，祸乱相踵，有关家国创伤的文学与电影表现不绝如缕，至80年代再现“”创伤记忆的“伤痕文学”及一大批影片如《芙蓉镇》《活着》《蓝风筝》等，可说是自具传统，在世界电影史中蔚为大观。 西方学者早已关注创伤记忆的研究，一向局限于病源测验与心理学的范围，认为创伤记忆的基本症状为“失忆”或“失语”，由于语言功能的丧失而导致创伤经验的“不可言说”。《创伤与电影》一书的编者不为这样的认识所局限，而从文学与影视中大量存在的创伤再现与叙述见证出发，提出“文化创伤”这一概念，以“跨文化”研究作为方法论指南，通过话语实践描述创伤经验，探测其黑暗之深渊，旨在反思文明与野蛮携手并进的“现代性矛盾”。论文集回顾20世纪以来不同文化的历史创伤记忆与视像传媒的紧密关系，指出无论是法西斯主义、全权主义或殖民主义，一面给人类带来灾祸，一面也操纵影视的创伤再现功能，达到政治与惹识形态的目的。 其实某种意义上，创伤记忆与电影本身结下难解之缘，即具现代性吊诡。卢米埃尔兄弟的影片《火车进站》所创造的“震撼”效果成为电影目前的佳话，而火车的影像给观众造成“震惊效应”，不啻是一个现代性隐喻：历史“火车头”由“革命”的活塞所驱动，在疮痍满目的废墟之间呼啸而过。从另一方面说，电影与观众结成啼笑因缘，让人逃避现实；为了保持对生活的憧憬与对未来的美好幻想，创伤需要抚平，噩梦需要忘却。然而创伤记忆何以一再被搬上银幕，结痂的疮疤又被揭开？创伤再现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意识形态的宣传，还是为了反思历史、正视现实？在创伤再现中如何处理娱乐及教育功能？这方面《创伤与电影》通过具体作品文本的解读揭示政治含义与美学表现之间的张力，尤其是从观众接受的层面分析不同类型的创伤再现渗透着不同作者的道德姿态与艺术风格。 希区柯克的《爱德华大夫》和《艳贼》这两部名片，在表现心理创伤记忆方面演绎了弗洛伊德的“童年创伤”理论，个人心灵创伤根植于“核心家庭”的种种问题，而曲终奏雅，创伤是能被医愈的，正体现了好莱坞对于这类题材的经典拍摄方式。的确，另如美剧《绝望的主妇》描写根源于某个家庭的创伤记忆引发出一连串暴力和荒诞，衍生出新的童年和家庭创伤，使整个小镇的日常生活为黑色幽默所笼罩。这部连续剧所描写的也不出个人、家庭及中产阶级社区的范围，但大受观众青睐，连连得奖，若放在“9·11事件”的心理背景中加以解读，颇可玩昧。《创伤与电影》的编者指出，这类创伤表现固然受弗洛伊德的理论影响，但如果对他的论述做一番探究，可发现造成创伤的原因不止一端，既有来自俄狄浦斯“情结”或家庭的“内因”，也有由事故或战争等所造成的“外因”。尤其是弗洛伊德的晚年之作《摩西与一神教》，其时他为躲避纳粹迫害而流亡英伦，探究集体的创伤记忆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原因，造成犹太教对一神教的历史“忘却”。这种情状可联系到近年来文学目前“被压抑的现代性”的说法，同样也反映在中国电影百年纪念热潮中。大量“重写”电影史的论著或影片常出现“记忆”的字眼，铭刻着银幕的历史沧桑与文化创伤。长期为“正史”所排斥的影片与人物被发掘出土，当那些被访的幸存者勾起尘封已久的回忆，仍有不堪回首之感。 二、“海派”文学刍议 本文着重讨论周瘦鹃（1895－1968）。众所周知，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家之一。1911年其短篇小说《落花怨》和剧本《爱之花》分别在《妇女时报》和《小说月报》上发表，遂步上文坛。1914年在《礼拜六》周刊上发表大量“哀情”小说而声名鹊起。1917年翻译了《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受到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的嘉奖。从20年代起主编《申报·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