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济慈传

贝特致力于济慈生平和诗歌研究约四分之一个世纪，他可能比任何其他在世者都更加了解传主。他的《济慈传》是典范性的，将传记事实与有关天才成长的密切、持续且深富同情心的研究交织一体，其中许多史料素材几乎或接近不为前代传记作者所知。 ——霍华德·芒福德·琼斯贝特先生有个精彩的故事要讲，它远超过任何前人的发现，因为他让自己接近熟悉有关济慈的大事小情——仿佛济慈本人那般清楚。所有进入这个故事的人，都得到了沉着、全面的审视，作者既富同情心，又有明断的公正。但这一切都服从于全书的主题——济慈那焕发着强烈光芒的精神生活的事件。这种精神生活透过书信和诗歌传达出来，贝特先生不单写出了相当精彩的济慈传记，也为济慈的创作贡献了上佳的批评。一本关于济慈的典范之作的时机已经成熟，而此时也恰逢其人。 ——杰弗里·蒂洛森

济慈的一生短暂而伟大，为研究文学天才之滋长繁盛及其背后的助因提供了不错素材。贝特的《约翰·济慈传》是济慈研究的权威传记。本书提供了济慈早年生活的大量珍贵文献，作者注重挖掘诗人的艺术创作与外部广阔的人文环境之间的关联。济慈的个人魅力、喷薄而出的活力、童心和强烈情感，在贝特的笔下得到了完美“再造”。与此同时，本书也展现了一位现代诗人如何在前人的“伟大”阴影之下，荷重升阶，浮出地表。

W.杰克逊·贝特（W. Jackson Bate，1918-1999），哈佛大学A.金斯利·波特（A. Kingsley Porter）校级教授。曾两度获得普利策传记奖，获奖作品为《济慈传》（1963）和《塞缪尔·约翰生传》（1977）。《约翰生传》同时获得了1978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全美书评人协会奖。

插图目录
济慈时代的伦敦
伦敦郊区
第一章 人生初年(1795年-1810年)
第二章 艾比的监护(1810年-1815年)
第三章 盖伊医院(1815年-1816年)
第四章 希望之旅(1816年夏)
第五章 献身诗歌：查普曼之荷马、亨特与海登(1816年秋)
第六章 完成第一部诗集(1816年11月-12月)
第七章 桂冠与伟大的视像(1816年12月-1817年3月)
第八章 创造力的试炼：《恩底弥翁》
第九章 意志力的行动(1817年6月-12月)
第十章 消极能力
第十一章 新的起点(1817年12月-1818年1月)
第十二章 德文郡与《伊莎贝拉》(：1818年2月-4月)
第十三章 神秘的重负：一位现代诗人的诞生(1818年春)
第十四章 乔治·济慈的离开与苏格兰之旅(1818年夏)
第十五章 评论、《海伯利安》的创作及汤姆·济慈之死(1818年秋)
第十六章 《海伯利安》与写作的新高度
第十七章 范妮·布劳恩；《圣亚尼节的前夕》(1818年冬-1819年)
第十八章 不确定期(1819年2月-4月)
第十九章 一八一九年四月与五月的颂歌
第二十章 最后的启程：《拉弥亚》(1819年5月-7月)
第二十一章 丰硕之年渐进尾声：《秋颂》与《海伯利安的覆亡》(1819年7月-9月)
第二十二章 患病(1819年秋冬)
第二十三章 飘零(1820年1月-8月)
第二十四章 意大利之行(1820年8月-11月)
第二十五章 罗马及人生落幕(1820年11月-1821年2月)
附录
一 家庭渊源
二 济慈学徒期的时长
三 济慈家子女的财产继承情况
索引

     第一章 人生初年（1795年—1810年） 一 约翰·济慈出生于一七九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是家里五个孩子中的头生子。这五个孩子中的一人在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济慈年轻的父母此时刚刚开始管理约翰·詹宁斯的马房，詹宁斯是济慈夫人的父亲，正是他把马房生意经营得红火起来。这家马房名叫“天鹅与铁环”，位于芬斯伯里（摩尔菲尔兹街24号），在当时的伦敦北郊。他们为伦敦东北部和邻近的村庄服务，既出租马匹，也可能还有几辆马车。 此时伦敦的扩张速度比伊丽莎白时代之后的任何时期都快。事实上，伦敦已经进入非比寻常的增长期，在一个半世纪之内，它将吞噬周围的地区，并从一个人口约八十万的城市变成一个超过千万人口的城市。每周都有来自英格兰各地的人抵达伦敦。济慈夫人的母亲就是一例：詹宁斯夫人来自兰开夏郡的科尔内村，该村毗邻约克郡边境。托马斯·济慈，也就是济慈的父亲，同样不是伦敦本地人。济慈的妹妹范妮记得自己曾听闻父亲少年时从康沃尔郡离兰兹角不远的地方来到伦敦。我们基本可以确定他出身于英格兰西南部。 二 关于济慈从十七八岁到离世这段时间的生平状况，人们拥有较为详尽的信息，但是他的早年生活，特别是关于其父母和他们的出身，人们却知之甚少。然而，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间，没有哪位作家的生平得到了更精细的梳理。济慈之所以会受到这般细致的研究，正在于其巨大的成就与他作为普通人的身份之间那令人振奋不已的融合。我们自然会对这样的状况产生好奇：一个人在人生起步阶段仅获得了贫瘠的资源，但到底是什么样的思想品格和秉性特征，以及怎样的经历，激励着他——或者说至少没有妨碍到他——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林肯的一生至今仍吸引着人们不断审视和重新解读——虽然这么说仿佛凭空跳入了一个表面迥异的领域。不论我们怀揣着怎样的先入之见，在走近这类人物之时，也会对约翰逊所提出的“传记的首要目标”保持开放的心态——那就是找寻能“为我所用”之处。。这种直接的利害关系极具感染力，至今仍吸引着职业作家去思考，他们与济慈那个时代的诗人一样，在昏暗中与恐惧抗争着，唯恐留给自己的空间已不多——已逼仄到无法像往昔那种更为自信、较少自我意识的时代那般，产出题材广泛、力量强劲的诗歌。他们也许并不希望流露出焦虑之感，但这种情绪时常盘旋在自己的脑海中。因此，尽管在过去的一百年问，诗歌品味发生了激剧的变化，但没有哪位英国或美国诗人（不论他的创作如何背离了莎士比亚以降其他前辈诗人的风格）在谈到济慈时，不会放下自己惯常对诗歌用语或其他细节的抱怨，转而对济慈展开平静而密切的观察，甚至心中还可能藏着一线秘密的希望。 与此同时，即便是第一次接触济慈生平的人，也会觉得他的人生似乎被一种熟悉的感觉萦绕。他的生平事迹看起来就像是我们曾经读过并渴望再次听到的故事。至少有一种解释很容易进入我们的脑海。在任何一个语种的主要作家中，没有哪一位的早年经历比济慈的更接近于“孤儿被迫追寻自己的财富”这类传统的民间故事了。自觉地对“感伤情绪”退避三舍，或是心神不宁地躲入超然的精明世故或羞怯，这些做法都无法贬损济慈那令人感动却出人意料的人生初年。林肯再次提供了一个可资类比的案例：我们想知道，一个以极大的真诚承载了如此多现代抱负的人——一个比大多数政治家更有成就的人（或者说，放在济慈身上，就是一个比大多数作家更为出色的诗人）——是怎么像传统寓言故事中的人物那样开始自己的人生的。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我们一直在谈论民间传说，尝试复兴它，叹喟它的简单质朴再难寻觅，还埋怨自己的生活在它的映衬下显得多么单调和乏味。我们赞美传统神话的心理洞察力，并似乎为它在小说中的复杂运用、重复再现而欢欣鼓舞，然而，尽管说了这么多，我们却从未真诚地企盼能够在现实中与它相配。事实上，假如我们真的在现实中同它遭遇，甚至可能一瞬间会感到些许尴尬，除非在摸清自己处境的过程中，我们能够与它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许我们真的很感动，但却唯恐别人把自己想得太简单。狄更斯的早年生活与济慈很相似，所以他非常理解人们分裂的本性。人们通过某些做作而刻意的表现，将自己和他人的生活复杂化，自认为应该避开熟悉的事物，（在对待艺术和社会生活的方式中）扭扭捏捏地陷入约翰逊博士所说的两种情形，即“厌恶力量的惯性培养”和“晋升为不耐烦焦躁的讲究”。这些矫揉造作的表现都登上了狄更斯的大型喜剧舞台。在这样的衬托下，民间传说中质朴的“孤儿”主题动机徐徐奏起，我们所有人都对之做出了回应。 随着岁月的流逝，当人们回顾济慈一生的起落沉浮时，会愈发想起狄更斯。这种联想具有一层特殊的地域关联，因为没有哪位作家比狄更斯更了解伦敦，至少没有谁像他那样，把伦敦写得如此精妙到位，而这个伦敦及其周边正是济慈家四个孩子身处的地方。不同的是，狄更斯那温暖的心让他为自己笔下的弃儿们营造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