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下说书 银鱼集 汇编本

《黄裳集》整理了黄裳先生毕生著作，展示黄裳毕生辛勤笔耕的多方面实绩，《黄裳集》分创作卷、古籍研究卷、译文卷和书信卷四大部分，将作者生前已出版各书，大致按出版时间先后分门别类编入各卷，是目前黄裳先生最全面的作品集。本卷包括黄裳先生创作的散文集《榆下说书》《银鱼集》。《榆下说书》：黄裳的散文集。本书收录了他的经典作品，举凡山川风物、历史人事、清雅书话、珍本题跋等，无不历历如绘、情理交织、文采斐然，反映了作者作为当代华语文坛一流散文大家的丰厚学养、卓著才识和灿然妙笔。值得一阅。书中收录了《书的故事》《古书的作伪》《西泠访书记》《谈"善本"》《谈"题跋"》《谈"集部"》《谈禁书》《书痴》等经典篇章。《银鱼集》：黄裳的散文集。书中收录了他的经典文章《绝代的散文家——张宗子》《关于张宗子》《关于余淡心》《余淡心与金陵》《关于吴梅村》《咏怀堂》《海滨消夏记》等。本书是黄裳先生散文的合集，包括《榆下说书》《银鱼集》。书中文字是黄裳一以贯之的浪漫而感伤的格调，亦颇有魏晋名士的风流意味。黄裳的字里行间文史兴会，意聚笔端，仿佛不经意的撷引和联想，却能让人随着他的脚步品味山河古今、人文风情。黄裳先生的文学成就直追五四以降的周氏兄弟，在历史与现实、个人风格与文学传统的撞击中，迸发出迷人的光彩。正如评论者所说：“读黄裳，像在世事纷繁人声喧嚣的闹市里，看见一位名士款款而行。”

黄裳，原名容鼎昌，1919年出生，山东人，曾在南开中学和交通大学就读。1943年至1948年间，黄裳先后就读校园、出任美军翻译，奔波于成都、昆明、印度等地。后定居上海至今，就任《文汇报》记者、编辑、编委等职。黄裳在散文、戏剧、新闻、藏书等领域均有建树，与梅兰芳、巴金、郑振铎等文化名人相交甚笃。著有《锦帆集》《妆台杂记》《过去的足迹》《珠还记幸》《金陵五记》《银鱼集》《榆下说书》等。

榆下说书
书的故事
古书的作伪
西泠访书记
谈“善本”
谈“题跋”
谈“集部”
谈禁书
书痴
祭书
再谈禁书
《鸣凤记》
残本·复本
陈圆圆
杨龙友
插图
……

     书的故事 从小就喜欢书，也从很小起就开始买书。对于书的兴趣多少年来一直不曾衰退过。可是六年前的一天，身边的书突然一下子失了踪，终于弄到荡然无存的地步了。当时的心情今天回想起来也是很有趣的。好像一个极大极沉重的包袱，突然从身上卸了下来。空虚是感到有些空虚的，不过像从前某藏书家卖掉宋版书后那种有如李后主“挥泪对宫娥”似的感情倒也并未发生过。我想，自己远远不及古人的淳朴，那自然不必说；就连自己是否真的喜欢书，似乎也大可怀疑了。 最近，这些失了踪的书开始一本本又陆续回到我的手中，同时还发给我一本厚厚的材料，是当年抄去的书的部分草目。要我写出几份清单来，然后才能一本本的找出、发还。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面对厚厚一本残乱、错讹的草目，灯下独坐，慢慢翻阅，真是感慨万千。每一本书的名目，都会引起我一些回忆，述说一个故事。它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经历了怎样的周折才到了我的手中。自己曾经从中得到过怎样的知识，据以写过什么文字，获得过怎样的悦乐，……这样的故事，如果一一回忆，写下，那将是另外一本厚厚的有趣的书。当然，有趣也只是我自己觉得有趣，在旁人看来到底怎样，那可一点都没有把握。 如果说多年来从买书中间曾经有过一些经验的话，自然也可以这么说。这种“经验”，是否对今天的读者还有什么用处，倒是值得考虑的。如果只是搬出一些“掌故”“趣闻”，虽然也多少会有些资料价值，但到底过于无聊了。今天书店里已经很难看到线装书，如果按照这些“经验”企图加以实践，那也不免是笑话。因此，我不打算写什么“书林清话”之类的东西。此外，我开始买书时，本来是以搜求五四以来新文学书为目标的，不过后来不知怎样一来，兴趣转向线装旧书方面去了。旧有的一些新文学书的“善本”也陆续送给了与我有同好的朋友。因此这里所谈的大抵以买线装书的“经验”为主。 说起“经验”，其实也是平凡无奇的，甚至有些可笑……也说不定。我首先想说的第一条“经验”是，如果希望买到好书，在过去，只有肯出善价才是专享的办法，其他种种门径，说来说去都是无效的。 如果说这也算是“经验”，在有的朋友看来，是不免过于可笑而且沾染了浓重的铜臭气味了。这样的话，就连过去以附庸风雅为要旨的达官大贾也不肯说出来的。然而它却是实在的，没有法子想。 我过去曾经一直不肯相信这一条，而且事实上也无法照办，因为我毕竟不是达官、大贾。我倒是一直跑小铺、逛冷摊，总希望能有好运气，会遇见什么宝贝。不过实践的结果是，巡阅书摊二十年，好像只买到过一册较中意的书。那是王国维的诗集《壬癸集》，薄薄一本，开本却很大，用的是日本皮纸。这是王国维住在日本时用古江州木活字所印。书中有墨笔小楷校字，是王观堂的亲笔。估计这书是他送给况蕙风的，因为卷中有蕙风的儿子又韩的印记。不知怎样流落在地摊上了。除了这本书以外，好像就不曾从摊上买到另外什么好书过。 事实上所有比较好的书，毫无例外，都只能从书店里得来。有一次我在一家书店里看到一部张宗子(岱)的手稿《史阙》以及康熙原刻的《西湖梦寻》，不禁为之激动了。书店主人告诉我这些书是从浙东山中收来的，是张氏家传之物。说得也真历历如绘。没有办法，只好预支稿费，多方设法，终于买到手中。等我捧着书又路过书店前街的书摊时，才知道这些书原来就睡在这里的地上。是被书店发现了买去的。什么浙东山中云云原来不过是书店老板创作的美丽的故事。 这件事给我颇深的印象与教育，从此逛地摊时就再也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好兴致。 我还有一次难忘的经验，是买到了崇祯刻的《吴骚合编》。这书按照今天的标准，是要列入“善本”书目的，但实在也算不得什么孤本秘笈。少具规模的图书馆大抵都是有的。不过我所遇到的一部却不是平常的东西。这是最初印的本子，项南洲、洪国良这些徽派名手的木刻插图，真是锋棱毕现，飘举的衣袂的线条、人物眉眼的细部刻画都清晰生动，和画本几乎没有区别。那张棉纸蓝印的封面，附有朱印牌记，起着三百年前出版广告以及版权叶作用的扉页也完好地保存着。这种印本，是连“四部丛刊”续编的底本也是望尘莫及的。看书上的藏印，知道是九峰旧庐王氏的旧藏。当年此书从杭州出现，郑振铎曾与王授珊争购。最后结果不问可知，教授当然不是盐商的对手。为了此书，我除了付出一笔现款，还贴上装了两部三轮车的线装书，这中间不少是明刻和清初刻本。这件事很快就为书店中人哄传，认为我是干了一件“蠢事”，也算是一桩“豪举”。这以后他们有了好书就总希望让我看到，虽然那结果是看得很多而买得甚少，但为我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机会，却是不容抹杀的。 这两个小故事都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那段日子里。当时，书坊的景况很不好，几乎连维持都困难。旧书又大量从乡下、城镇流出，优选的出路是进人还魂纸厂。一个常到浙东收书的老店员一次向我叹气，说他在某地看到一大批旧书被当作爆竹的原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