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 追寻伟人的足迹

温斯顿·丘吉尔在二战中所表现出来的感召他人的能力让他一度受到了人们的批评。在最近几年，他的所作所为再一次受到人们的抨击。本书作者是一位英国有名的历史学家，他终于真正理解了这位伟人的思想，以及他长期、饱受争议、丰富多彩、矛盾和史诗般的戎马生涯。丘吉尔的内心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他是理想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呢？他在英国生死存亡的关头和击败希特勒的过程中起到了多么关键的作用？作者在分析了丘吉尔的长处和短处，研究了许多版本的丘吉尔传记，结合了公众和私人对丘吉尔的评价之后，在本书为我们呈现出一个鲜活的传奇人物形象。

杰弗里·贝斯特（Geoffrey Best），英国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出版了许多书，其中包括War and Law since 1945和Mid-Victorian Britain。他曾担任爱丁堡大学和苏塞克斯大学历史学教授、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访问学者，现在是圣安东尼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资深会员。

前言
第一章 不愿上学
第二章 欣然参战
第三章 新郎和议员
第四章 贸易部和内政部
第五章 海军大臣
第六章 达达尼尔海战
第七章 东山再起
第八章 布尔什维克和爱尔兰人
第九章 东方问题
第十章 保守党大臣
第十一章 帝国和印度
第十二章 查特韦尔和希特勒
第十三章 “温斯顿归来！”
第十四章 巅峰时刻
第十五章 民主军阀
第十六章 “今天行动”
第十七章 美国和罗斯福
第十八章 特种作战和空袭行动
第十九章 法国和戴高乐
第二十章 苏联和斯大林
第二十一章 前景暗淡
第二十二章 铁幕
第二十三章 首脑峰会和核武器
第二十四章 重回唐宁街
第二十五章 桑榆晚景
第二十六章 后记

     第一章 不愿上学 “在大人们看来，我是个‘爱惹麻烦的孩子’。” ——《我的早年生活》（My Early Life），第16章 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出生的国家和社会处在一个很好的时期，他的父母亲也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丘吉尔生于1874年11月30日，确切地讲，当时的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当属世界上的“上流国家”，工商业的繁荣发展使这里被世人誉为“世界工厂”，它的商业运输舰队挤垮了所有竞争对手，这里制造的船只远销世界众多国家。在那个时代，伦敦不仅是欧洲优选的城市，也是世界金融中心。英国的对外投资和由此收获的影响远超它拥有威胁的对手——法国和荷兰；臣服于英国主权的海外疆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在这一点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和英国匹敌。 丘吉尔出生不久，两件大事使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目光再次聚焦英国：1875年，英法两国争夺苏伊士运河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最终首相迪斯雷利（Disraeli）斩获苏伊士运河绝对控股权，法国只能乖乖退让；1877年，大英帝国的殖民版图中又新增了印度，维多利亚女王郑重地宣布同时成为印度女皇。英国拥有当时世界上不错大而久负盛名的海军，国民自豪地认为它会控制世界上所有的水路运输，只有为数极少且颇具洞察力的人和一些消息灵通人士清醒地认识到英国的海上霸权不可能永续辉煌。尽管很难察觉，但事实上当顶的太阳已经开始慢慢西斜。对于各个阶层的年轻人来讲，倘若他们有能力、有决心离开祖国外出游历，就会发现大英帝国的政治经济影响无处不在，这也为他们每一个人提供了津津乐道的谈资，对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来说也不例外。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大英帝国及其大都市伦敦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令丘吉尔感到异常自豪，很多时候甚至颇有唯我独尊的想法，这一态度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二战”中，英国人及其盟国毫无理由地对丘吉尔的这种爱国激情深感遗憾，这种思想的确也时常给他带来麻烦，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因此褒贬不一。 丘吉尔的祖先都是大英帝国的统治精英，他的父亲是第七代马尔波罗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的三儿子。小丘吉尔出生于宏伟壮观的布伦海姆宫（Blenheim Palace），11月30日星期一凌晨1时30分，一个早产婴儿像未听到发令枪响就偷跑的运动员一样，急匆匆地来到了人世，他要么早产两个月，要么母亲结婚时已有身孕。尽管贵族血统和显赫的社会地位不能绝对保证成功的人生，但这的确奠定了良好的开端。英国的政治精英往往也是他们的社会精英，这些人会在特定的场合和地点相遇，社交场合有如神圣的节日在他们的日程中必不可少，他们喜欢的活动包括去古德伍德（Goodwood）和艾斯科特（Ascot）参加赛马会、在上院举行板球比赛、到恒利（Henley）观看帆船赛、参加隆重的射猎会和多彩的俱乐部活动，另外还包括出席一轮又一轮的乡村聚会，但最重要的却属每年一次的伦敦社交季。据观察，英国社会中位于最很好的是伦敦社交界，它靠前排外。年轻的丘吉尔当时还不能理解布瑞克耐尔夫人（Lady Bracknell）对外甥的训诫：“阿尔杰农（Algernon），永远不要讲不尊重伦敦社交界的话，只有那些无法进入这个圈子的人才会那样去做！”丘吉尔在他1930年出版的自传《我的早年生活》中回忆了这一独特现象。 在那些日子里，英国社交界仍保持了它旧有的形式。那是一个辉煌、强大的组织……从很大程度上讲，在这里大家互相认识，并清楚自己的身份和位置，那些多年来统治英国并见证英国辉煌崛起的上百个家族又因联姻形成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不管到哪，你都会遇到亲朋好友，社交界的头号人物在很多情况下也是议会的重要政治家和绿草地上有名的运动爱好者。当纽马基特（Newmarket）有赛马会时，日理万机的贵族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常会将内阁会议丢在一边前去一睹为快；在下院，为去德北（Derby）给赛马会呐喊助威而推迟会议已成惯例。在兰斯当（Lansdowne）、戴芜什尔（Devonshire）及斯坦福德（Stafford）王族那里举办的高贵奢华的聚会上，我们可以看到尊贵的议会议员、陆军和海军高级军官、显赫的政客等等，他们谈论着政治、军事、国家政策，这些聚会充满了欢声笑语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社交圈，非常高兴我可以在仅有的几个月里见证这样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 以上文字中，丘吉尔以一个史学家的眼光和一种挽歌式的告别语气表达了对时光流逝、社会变迁及已成历史的骑士时代的浪漫遗憾；一定程度上，它也让我们看到成年丘吉尔越来越少地展现出这种贵族身份，尽管社会学家不假思索地将他归为贵族。在政治上，他与煽动变革的自由党人戴维·劳埃德·乔治（David Lloyd George）交往密切，1914年前，他们“英雄所见略同”的激进态度使很多贵族将他视为本阶级的叛徒，当然，和贵族朋友们在一起时，他也总能巧妙地融入其中（一些保守党人不愿与他来往）。在一生中，他喜欢与品格高尚的人为友，闲暇时也总会参与一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