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菲利普·西摩尔·霍夫曼知道这是他绝对不能失去的机会。如果拿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杜鲁门·卡波蒂,他将永远不能摆脱只在大片里跑跑“演技派龙套”的命运。《卡波蒂》的电影剧本就放在霍夫曼手边,“每个字都毛骨悚然” ——霍夫曼忧心忡忡地对记者说。
霍夫曼可能会羡慕纪德, 后者的名字虽然被卡波蒂在书信中反复提及 ( “我昨天与纪德共进晚餐”), 他本人却对卡波蒂的光环木知木觉“文艺双馨”的跨界全才戈尔·维达尔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刻薄地说, 他曾无意中问起纪德,“你怎么会认识杜鲁门·卡波蒂的?”
“谁?” 纪德说。霍夫曼不能轻轻巧巧地问一句“谁是卡波蒂”,不能像扮演某个无名小卒那样轻装上阵。谁说过的——“美国从来不是一片适合阅读的土地, 整个二十世纪, 真正家喻户晓的美国作家只有两位, 一个是海明威, 一个是卡波蒂。”
但海明威没有留下那么多影像资料。他不曾主持过电视节目,不曾以一种阴柔、琐碎、阴晴不定的语调让模仿者望而生畏。卡波蒂甚至本人就是个取得好莱坞资格认证的演员, 在 《临终谋杀》里的戏份比霍夫曼在《天才莱普利》里更多。那部电影, 刻意安排各路名探 (分别以波洛、马普尔小姐、塞缪尔· 斯佩德等为原形) 攥着某古堡主人下的英雄帖齐齐聚首, 侦破一场“即将发生”的谋杀案,或者说, 恶作剧。情节经不起推敲也没必要推敲, 台词倒有无厘头化的莎剧风范, 字正腔圆地直点笑穴。卡波蒂演那个见首不见尾的古堡主人, 陷在一堆明星里, 既胖且白, 活像涂满了糖霜的炸面圈。炸面圈的一招一式有板有眼, 哄得该年度的金球奖评委开开心心地给了个表演奖提名。
那个顿悟的瞬间渐渐逼近霍夫曼———演卡波蒂的“演”,强调那种做作的、始终处于剧场状态中的亢奋、挣扎与自我怀疑, 才是抓住这个人物的关键。霍夫曼注意到,在别人评介卡波蒂的文章中, 重复率优选的字眼是“阶级攀缘”( social-climbing) 和“自我推销” ( self-promoting)。 对了, 卡波蒂自己是怎么说的?
“我创造我自己, 然后我再创造一个世界去适应我。”
类似的警句, 在接下去的足不出户的四个月里, 反复敲打着霍夫曼的听觉和视觉。传记,书信, 访谈……与卡波蒂那些被记录被引用的言论相比, 他的作品数量之少,足以教人印象深刻。而毕生, 他用来与 “比例失调”抗衡的武器, 就是变本加厉, 以更高的密度向别人定义自己。
“问: 家在哪里? 答: 家是挂着你帽子的地方。”
“问: 爱是不是意味着一切? 有爱就够了? 答: 是啊。问题是, 你得一直找它, 没完没了地找。”
“我能滑冰。我会滑雪。我倒读如流。我滑板如飞。我能用一把点三八左轮手枪打中抛起的罐子。我开‘玛莎拉蒂’豪华车 (黎明, 在德州一条平坦而孤独的公路上) 飙到过一百七十码。我会做souffle furstenburg (一种类似巧克力熔浆蛋糕的甜品)。我会跳踢踏舞。在打字机上我一分钟能敲六十个词儿。” ——与之遥相呼应的是出版商写在他的小说勒口上的话: “他替一个三流政治家写过发言稿, 在一艘河船上跳过舞, 在玻璃上描花赚了笔小钱, 替一家电影公司审读剧本, 跟有名的琼斯太太学过算命, 在《纽约客》打过工, 为一家文摘杂志选过趣闻逸事。”
“我必然能成功, 而且我必然早早地就能成功。像我这类人, 素来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许多人过了半生还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我是个很特殊的人, 所以我非得有很特殊的生活不可。我生来就不宜在寻常办公室里工作, 尽管我无论做什么都一定成功, 但我始终知道我要当个作家,知道我能够既富有,又出名。”
“我是酒鬼。我是嗑药者。我是同性恋。我是天才。当然, 尽管如此, 我仍然可以成为一个圣人。”
滔滔不绝的“语流”中,卡波蒂孜孜不倦地播撒着“我、我、我”, 浪花层层卷起, 隔着时光隧道打过来,几乎要将霍夫曼淹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