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谁人不识君——清代名吏樊增祥

本书主要论述樊增祥的仕途生涯和法律思想。樊增祥是清末名吏 、有名诗人和公牍作家，一生经历了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以及民国新旧军阀政权更迭，见证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本书展现了樊增祥入官、升官、罢官、复官、去官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为官期间，他忧国恤民，奋力改革，政绩卓异，著述宏富，著有《樊山全集》《樊山政书》《樊山判牍》《樊樊山诗集》等。通过阅读本书可窥见彼时社会政治生活状态。

刘永章，男，1935年生人，祖籍河南长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已退休。出版专著10部，发表论文多篇。

非常家庭
“负米养亲”
名师指迷津
京考第三次“报罢”
聆听张之洞师一席谈
双喜临门
泣别恩师
宜川知县任上
渭南勤政
灵动的樊增祥判词
国难中奔走
草拟“上谕”和《罪己诏》
升任地方高官
中国“驯致富强”之梦
樊增祥推行新政的理念
樊增祥推行新政举措概览
兴办学堂
樊增祥与西北大学
裁撤冗浮机构
惩贪恶恤民瘼
发展特色经济
派遣赴日留学生
筹建西潼铁路
禁烟
不卑不亢处理涉外案件
创办《秦中官报》
取消私设关卡和私人碱场
樊增祥推行新政举措的意义
樊增祥谢绝贺寿
樊增祥与升允的恩怨
樊增祥意外罢官
东山再起
唱给清朝的挽歌
樊增祥思想之光
恤民观
人才观
吏治观
司法观
判牍观
文化观
外事观
“须信身强国始强”
可贵的“国士”情怀
樊增祥：值得研究的历史文化名人

     非常家庭 樊增祥出身于武官书香世家。少年时代，因其父樊燮罢官，家道急剧衰落，家教严苛。 一、天真少年 童年樊增祥，除爱读诗词之外，还常偷看小说，兴致勃勃地给姐姐、哥哥讲述小说中的故事，人称“奇童”。例如，喜欢看《三国演义》，且注意思考。数十年后，樊增祥曾回忆说，“记吾小时看《三国演义》，至姜维弃粮破邓艾，深惜不幸而获胜，所失已多，为之不怿”。樊增祥所说的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一百一十四回。 童年樊增祥对姜维这一战争结局表示“不怿”，从中可以看出两点：其一，童年樊增祥读书注意思考；其二，童年樊增祥的思想感情是倾向于蜀国的，即正统的。 此外，童年樊增祥还爱听关于“折狱”的故事。有一次，他听说某知县把一个案子断得不当，居然愤愤不平地说：“使（如果）吾操丹笔从事，故当与此辈小异！”在场的人无不感到惊讶。樊增祥少年时代一句天真的“豪言壮语”，居然在数十年后成为事实。 二、严苛的父教 咸丰八年（1858年），樊增祥之父樊燮因与左宗棠攻讦，被罢官永州总兵。羞恨交加，回归恩施，置酒宴对乡亲父老说：左宗棠“既辱我身，又夺我官，且波及先人，视武人如犬马”；他决心请名师教两个儿子（樊裪、樊增祥兄弟），“雪我耻辱，不中举人、进士、点翰林、无以见先人于地下！”从此“息交绝游，杜门却扫”。 樊家开始衰落，生活趋于贫困。樊增祥之母徐氏，勤俭持家。但是，对于罢官的樊增祥之父来说，生活之苦尚在其次，最不能忍受的是精神之痛。他对儿子说：“左宗棠不过一个举人，居然如此威风，武官还可以做吗？你们如果不发愤读书得科第（科举登第；取得名位），就不是我的儿子！”他以“卧薪尝胆”之志培育儿子的知耻、发愤之心。 据《恩施州志》称：樊增祥13岁时，其父樊燮与左宗棠龃龉被罢官，尔后，对其子樊增祥兄弟俩课读要求极其严格，“命着女儿装，禁野游，锁户严课”。具体做法是：第一，在祖辈的灵位下侧立“洗辱牌”，上写左宗棠辱骂自己的话：“目不识丁！”第二，利用当时“男尊女卑”的世俗心理，令儿子穿女儿装，常怀羞辱之心，闭门读书。要求儿子“考取了秀才，可以脱女外衣；考中了举人，可以脱女内衣；直到中了进士、点了翰林，才可以摘掉‘洗辱牌’”。另外，每逢“朔（初一）望（十五）”，樊燮“率二子礼之（对着祖宗灵位行祭礼），曰：‘不中举人以上功名，不去此牌，汝等总要高过左宗棠！’”从此，少年樊增祥受到物质和精神双重苦痛，“厨荒往往炊烟绝，庭立时时小杖加”。在父亲的严教威逼下，樊增祥初步立志不再走祖辈做武官的老路，而要走一条文官科举的新路。从此，开始学习科举必学的儒家“经义”，树立“忠孝为本”“知耻近乎勇”等传统思想。 当初，樊增祥之父曾聘请塾师教子，后来因请不起塾师，就让樊增祥与哥哥樊裪兄弟俩“自相师友”。其父督教特严：每日“坐斋中督课属（音“拄”）文（连缀成文，作文）”；儿子作文时，“每数行必取阅，阅毕数数呵骂”。这种“恨铁不成钢”、近乎“严酷”的畸形教育方式，源于对儿子期望过高过急。虽然在一定意义上促使少年樊增祥文思敏捷，但是压抑了少年人的天性。樊增祥后来之所以功成名就，另有原因，自不可引以为范例。当时，樊增祥母亲知道儿子喜欢书，常省吃俭用给儿子买书看。 樊家从官宦世家，突然沦为“罢官”之家；少年樊增祥从将门之后，突然沦为破落户子弟，当时的心理压力自然是很大的。然而，他并未心灰意懒，而是“蓄远志”，自强不息，发愤读书。樊增祥学习兴趣很广，最喜欢的是历史书，自称“平生爱读《春秋》传”。这无疑对后来樊增祥的成长起了引领作用。从大的背景来说，有“中国文化枢纽”之称的湖北，其文化具有交融性，且是擅长诗歌之乡，地域文化无形的滋润，给樊增祥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但是，樊增祥也有使父亲不省心的时候。樊增祥年少气盛，爱“讥讪流俗，凌侮贵游（无官职的王公贵族）”，当面批评他人过失；致使“谤者蜂起”，因此受到“家大人”的斥责，甚至禁绝其与他人往来。 不过，大体来说，樊增祥的学业尚令父亲宽慰。同治元年（1862年），樊增祥17岁中秀才，不久完婚。5年后，考中举人。但不幸的是，樊增祥中举没几天，其爱妻彭氏病故。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