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音乐的世界。
每一个时代中优选的那些歌曲帮助社会崛起并步入光明。在我的一生中,我亲眼见证了流行音乐如何促进人权、种族平等、性别平等,并在原本充斥着无知和不公的领域激发出如此多的爱和希望。
歌曲影响了现代文明的进程,例如在法国大革命后立即问世的《马赛曲》(La Marseillaise)。《星条旗》(The Star-Spangled Banner)是在美国独立战争结束近四十年后创作的,与其不同的是,《马赛曲》是号召法国公民奋起保卫第一共和国,抵抗暴君侵略的战斗号角。乔治· M. 科汉(George M. Cohan)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创作的《在那里》(Over There)也是一个例子。同样,在英国,有艾弗·诺韦洛(Ivor Novello)创作的歌曲《家园战火一直熊熊燃烧》(Keep the Home Fires Burning)。美国最重要的两个全国性假日:国庆节和阵亡将士纪念日,均是为庆祝我们的自由和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士而设。倘若失去自由,活着又有什么意义?为自由,去战斗!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记得自己曾经参加过几次民权抗议活动,还唱了《我们要战胜一切》(We Shall Overcome)。这首歌和其他歌曲一起,改变了很多人的思想,将民权思想上升为国民意识。巴里·麦圭尔(Barry McGuire)的歌曲《毁灭前夜》(Eve of Destruction)则是另一个例子。鲍勃·迪伦(Bob Dylan)的《像一块滚石》(Like A Rolling Stone)及其许多其他歌曲,还有“西蒙与加芬克尔”(Simon & Garfunkel)民谣二重唱的《寂静之声》(The Sound of Silence)和《美利坚》(America)、约翰·列侬(John Lennon)的《女人》(Woman)、C.S.N.Y.乐队的《教教你的孩子们》(Teach Your Children)、海伦·雷迪(Helen Reddy)的《我是女人》(I Am Woman)等,这些经典之作也都承载了重要的民权思想。塞尔唱片公司曾在一九八二年南非实施种族隔离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发行了一首由约翰尼·克莱格(Johnny Clegg)和南非混血乐队“祖鲁卡”(Juluka)创作的歌曲《散落非洲》(Scatterlings of Africa)。
我之所以要写下我这辈子在音乐这一行经历的种种,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音乐产品销量下滑以及文化上人们对流行音乐兴趣减退的担忧。数千年来,音乐在生活、历史以及宗教中都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它大于我们任何人,但同时属于我们所有人。
正是我签下了“雷蒙斯”(the Ramones)、“传声头像”(Talking Heads)、麦当娜(Madonna)、“伪装者”(the Pretenders)、“死男孩”(the Dead Boys)、“替补”(the Replacements)、说唱艺人艾斯 -T(Ice-T)、布赖恩·威尔逊(Brian Wilson)、K.D. 朗(k.d.lang)、 卢·里德(Lou Reed)、“遗弃的缪斯”(Throwing Muses)以及其他众多艺人。我也是独立音乐圈里跨大西洋的头号操盘手。在跨越五十年的经济高潮与低潮间,我追踪英国乐队的整支血脉,发掘了“高潮布鲁斯乐队”(Climax Blues Band)、“巴克雷·詹姆斯·哈维斯特”(Barclay James Harvest)、“赶时髦”(Depeche Mode)、“回声与兔人”(Echo and the Bunnymen)、“邪典”(the Cult)、“史密斯”(the Smiths)、“低调”(the Undertones)、“雷兹罗斯”(the Rezillos)、M、“治疗”(the Cure)、“疯狂”(Madness)、“英国节拍”(the English Beat)、“软细胞”(Soft Cell)、“雅茨”(Yaz)、“我的血腥情人”(My Bloody Valentine)、“驾驭”(Ride)、“原始尖叫”(Primal Scream)、歌星西尔(Seal)、电子音乐人“孪生阿菲克斯”(Aphex Twin)等乐队,并将他们引进美国。
塞尔唱片是我的音乐厂牌,还能维持,还在运营,也在庆祝成立五十周年。我居然还活得好好的,是这其中优选的谜。是的,我依然蹒跚在塞尔这艘好船的甲板上,拒绝放弃与那只多年前就几乎杀死我的巨兽对峙。
在开始讲述我的故事前,我要告诫读者的是,我并没有任何可轻易定义的技能或天分!我是一名“职业杀手”,一名唱片业里的企业家。但我不是像菲尔·斯佩克特(Phil Spector)或者昆西·琼斯(Quincy Jones)那样的制作人。我不会演奏任何乐器,不会操作录音棚,也绝对做不到念念咒语就能变出一张金唱片。我的工作准确地描述起来就是“A&R”—“艺人及其作品”,这是演艺界的行话,其实就是星探。但是当我照镜子时,看到的是一个“狂热分子”。我实际上是一名特别主义者。我在流行音乐圈里引发的每一次幸福的意外,都是我身上的狂热碰撞到了艺人身上的才华所产生的结果,而这些人需要的只是有人看见他们,相信他们,最重要的是,支持他们。
我并不是一个拥有任何正式概念上的高超技能或技艺的音乐人,这反而使我经常能够发现天才当中的异类 —那些遭人拒绝的标新立异者。以传统标准来衡量,或许他们唱得一般,弹得也不行,但他们却自有独特之处,而这恰好是世界为之等待的。如果我的生平和遗产对他人能有什么启发,我希望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