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力的终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英国智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也冲击了整个思想产业。本书将智库作为独立组织进行研究，研究智力类组织在遭遇危机后的自我调适，以持有不同立场的四家英国智库作为研究对象，对比他们在金融危机前后的资金来源变化、组织架构调整、政策建议内容和媒体曝光情况，指出英国智库由于强烈的路径依赖，无法适应时代的变化，公共干预能力和影响力有衰退之势。

马科斯·冈萨雷斯·赫尔南多，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文化与社会硕士，剑桥大学社会学博士，同时担任剑桥大学社会学本科与硕士生研究导师。TASC智库高级研究员。李刚，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首席专家，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雷嫒，浙江大学管理学硕士，曼彻斯特大学国际发展学硕士，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朱建敏，曼彻斯特大学统计学硕士，华威大学会计与金融硕士。

第一章 在压力下思考：2008年后的智库和政策研究
第二章 思考如何在智库中产生
第三章 新经基金会：危机是错失的机会
第四章 亚当·斯密研究所：自由市场的禁卫军
第五章 国家经济社会研究所：专家仲裁者的命运变迁
第六章 政策交流智库：政治镁光灯下的利与弊
第七章 结论：变幻局势中的干预
后记：知识变革的比较社会学
参考文献
索引
缩略语

     公共干预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个是其所指的主题、政策问题、事件或事态。什么被认为是值得进行干预的，取决于（这里只提几个因素）一个智库的研究议程，公众辩论中突出的议题，官方政策、政党正在推进的问题，资金优先事项，受托人和资助者的利益以及监管。因此，任何以智库的名义进行的公共干预，在决定“关于”什么需要干预时，原则上都有一定的回旋空间和。此外，由于正常问题处于更大的背景之下，公共干预相当于与许多其他行为体（通常是更专业的行为体）进行“对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类似问题的公共干预往往在“研究规划”和内部分工（研究团队、集群或单位）中具体化。 当然，这种“进入对话”是从特定的角度寻求的，并要提及对这个问题干预的先例，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突出一个问题的某些方面而不是其他方面。因此，在研究一个复杂现象时所选择的“问题”可以揭示智库的政治取向和组织特征。例如，将重点放在货币、金融或财政政策上来追溯危机的根源，可以显现智库可利用的制度资源（例如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以及哪些因素被该智库认为是相关的。然而，一些问题仍难以避免，鉴于其严重性、复杂性和不确定的后果，2008年的危机再次成为一个重要例子。 公共干预的第二个层面是其对提出的事件的“叙述”。我指的是它们的实质性内容，通常包括对事态的描述、对原因的叙述以及提出的解决办法。通过这一叙述，当前问题的某种具体理解被提炼出来，而其他方面则被忽视或被最小化。可以说，将描述、结论和建议联系起来，通常以受害者、罪犯和英雄的形式出现，这样的叙述收集不同元素来编织一个“可理解的整体”（Ricoeur 1980：171）。最终，所有的叙述，即使是那些最受尊敬的知识权威，如社会研究的科学文献报告，都会忽略社会的某些层面，屏蔽其他方面的同时“引导观众”到特定的逻辑渠道里（Hilgartner 2000：9）。 我追加一点，这些叙述可以在范围、野心和创新性方面有所不同。根据他们的关注点，他们可以将智库定位在一个冷门的领域（如社区发展融资），或一个更具争议性的、各方争抢关注（如经济政策）的政策领域。智库可以尝试提出一种解决政策问题的新颖方案，争论政府的作用，或者仅旨在帮助决策者做出明智的决定。“叙述”的这些方面反映了话语者的定位，揭示了他们的知识主张和政治立场。 由于设计出新颖的政策叙述和理念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同一组织的公共干预经常借鉴他们之前的工作。通过不同的媒介不断地传递信息，发展信息的各个方面，可以使智库在特定问题上的“品牌”具有独特性和可视性。重复，对于传播理念并获得其所珍视的认可是至关重要的（Baert 2012：316-317）。此外，引用其他人的话，特别是那些具有更高认知权威人士的话，可以博取更多关注，特别是对那些被视为不太成熟或不具党派色彩的智库来说。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寻求中立专家声誉的组织（例如国经所、财政研究所）通常被那些提出更公开的政治主张的组织（例如亚当所、新基会）所引用。反过来，重复和引用别人的意见有助于建立和巩固一个志同道合的盟友网络，给自己的立场赋予“高密度”。这样一个过程在针对自由市场智库的案例中被详细阐述，在学术界处于相对劣势的情况下，它系统地引用了同类思想家的工作，从而建立并传播了一个似乎更有力的反对战后共识的案例（Cockett 1995；Medvetz 2012;Stahl 2016)。 P4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