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中国通史

◇日本汉学研究重镇“京都学派”中国史研究里程碑之作！ ◇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及其弟子冈崎文夫经典合璧作品！ ◇一部基于文化史观为历史分期的中国通史！ ◇罗振玉、陈寅恪、周一良、狩野直喜大为赞誉！ ◇理解过去之中国，要看制度和文化；洞察今日之中国，需有世界史视野！ ◇中国历史的发展，本质上是文化的发展。根据各时代文化发展的不同内容及形式，本书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个时期。 ◇着重阐明了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制度和文化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 ◇文化扩散的波动——中国文化从中原向四周扩散，与临近的少数民族乃至周边国家持续发生碰撞和交融，这一过程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 ◇这种基于文化史观的历史分期理论，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历史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和思考方法。

本书是由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及其弟子冈崎文夫写就的一部中国通史。 中国历史的发展，本质上是文化的发展。根据各时代文化发展的不同内容及形式，作者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个时期，除全面介绍每个时期的重要事件与典型人物之外，还着重阐明了各个时期的制度和文化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 这种影响是通过文化扩散的波动来实现的——中国文化从中原向四周扩散，与临近的少数民族乃至周边国家持续发生碰撞和交融，这一过程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 这种基于文化史观的历史分期理论，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历史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和思考方法。

内藤湖南（1866—1934），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日本历史学家，日本汉学研究“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担任京都帝国大学（今京都大学）教授期间，开设东洋史学第一讲座，讲授中国古代史。研究范围横跨中国史和日本文化史。对中国史的历史分期有独特见解，其学说被称为“内藤史学”。著有《中国史学史》《中国绘画史》等。 冈崎文夫（1888 -1950），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弟子，专攻中国古代史，著有《魏晋南北朝通史》等。

出版说明
第一编 中国上古史
绪言
第一章 三皇五帝
第二章 尧、舜
第三章 夏殷时代
第四章 西周时代
第五章 春秋时代
第六章 战国时代
第七章 秦楚时代
第八章 西汉时代（上）
第九章 西汉时代（中）
第十章 西汉时代（下）
第十一章 东汉时代
附记
第二编 中国中古的文化
第一章 汉武帝财政政策的影响
第二章 汉武帝教育政策的影响
第三章 礼制的完备与礼学的进步
第四章 学问的后果与毒害
……

     第一章 三皇五帝 中国民族的历史觉悟和传说、记录的编纂 开天辟地至秦统一是历来所指的上古史，相当于我所说的上古史前期。近来，希尔特氏所著《中国古代史》出于某些理由仍承袭历来方法，将五帝以前划分为神话传说时代，尧、舜时期归为儒教传说时代，春秋战国归为五霸及孔子、老子时代。此因袭式划分法虽简易明了，但因缺乏史料的批判，故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文化发展史。 在中国，自古以来也考虑过一些时代划分方法。司马迁按照有无纪年的时代划分法对《史记》的《表》部分进行了如下规整：无纪年部分纳入《三代世表》，有纪年部分列入《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但是，被纳入《世表》的部分就全然没有纪年吗？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正如《三代世表》序所说：“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不过，这里所指“年数”源于五行推测，出自理论，并无可靠的文字记录，所以司马氏并未采用。又，十二诸侯时期大致等同于春秋时代，但司马迁的《十二诸侯年表》却略早于此，大致处于周宣王、周厉王的共和时代。后继的历史学家们多采用了《史记》的划分法，稍有些改动的是郑樵的《通志》。《通志》改《史记》中的“世表”“年表”为“世谱”“年谱”。《通志》上限至三皇，开始即为世谱，而年谱则开始于春秋时代有纪年之时。《史记》则始于黄帝时代。因此，总的来说，《史记》的年表比《通志》的年谱早了一百二三十年。若从现存史料来看，《通志》所载确然，但因司马迁所用的史料今已无从考据，因此也不可说《史记》全无根据。毕竟，司马氏也是在周全考虑下区分了世表与年表，上溯共和时代为纪年伊始恐怕也并非毫无根据。不可仅依据现存资料轻下断言谓《通志》记载属实而《史记》所载不实。 以上是根据有无纪年来划分上古时期的方法。吾人现今采用的是接近不同的方法。每个民族都有其历史自觉期，就好似已经有所成长的儿童会想知道自己出生时的情况。我想以此历史自觉期的产生时间来划分上古史。所谓“历史自觉”并不若文中所说的“史”那样意味着已经存在记录。有时候在没有自觉的时期，记录也是存在的。如若我们基于更加严谨的态度来考虑，这种历史自觉大致有二，即“传说自觉”和“记录自觉”。有时虽是传说，但在自觉时期，亦可进行编纂。佛经的编纂正是如此。但最初，并未将佛经写成文字再进行编纂，而是亲近的门人相聚而坐，互诉所闻并互相补充，以补缺漏，更正谬误。最后，再加以归纳，这些传说便开始流传了。最早，承担此类工作的大多是盲人。《国语·楚语》中的“瞽蒙”一职，《周礼》中“大师”“小师”之类的乐官就属这类。这些与日本的语部类似，没有史料说明日本的语部是盲人，即便非盲人，也须由记忆力强者担任此职。中国的这些盲人多以歌曲口传历史资料，其中有的带有曲谱，有的是没有曲谱只带节拍的资料。口传资料愈积愈多，便有了汇聚成册的想法。同时，又因国家统一的需要，许多种类的传说民谣都因重要家族的灭亡而遭受严重损伤，有的甚至消失殆尽，时人也就愈加感到保留传说的必要性。就像在日本，在各个家族将近衰亡时候，卜部、忌部在国史之外汇集传说传播出去。总体而言，当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遭遇了重大的变故，往往会引发其人民对自身历史的回归，因此传说方面的自觉也就形成了。就像中国的《诗经》，特别是《诗经》中的《大雅》《小雅》，可以说是特别合适的例子。周朝势力受到内乱的打击，优选想到的便是使得内乱平息的中兴君主，因此开始回溯民族的过去、起源，这便是《大雅》《小雅》之内容。而《诗经》中的《颂》则反映的是民族与自身祖先——神之间的关系。《国风》由地方民间传说和民歌汇聚而成，此即一种汇集工作。传说方面的自觉即在这一汇集中得以反映出来。 古往今来举凡有编纂记录者可谓记录自觉。现今可考最早的记录材料为龟卜文和金石文，金石文主要是铜器铭文，更加进步以后有了简册。龟卜文顾名思义是刻于龟甲上的占卜文。龟卜文网罗了古时生活的大量历史事实，可称之为“有记录的材料”。龟卜文分为“卜问之辞”和“繇”，现今出土的龟甲可见的只有卜问之辞，繇可能是最初由大官暗诵，后来才记录的，成为中国最早的字典。卜问之辞和繇只不过是职业上的记录，并不能称为历史。铜器上加铸铭文用来记录制造的动机和用途等，开始时只是记录，后来有的成为了历史材料，但这些材料没有被立即整理编纂成历史。后来，随着王室兴衰更替且常伴随征伐战乱，龟卜文没有成为记录历史的有力材料，青铜器则成为了主要的记录历史之材料。但青铜器或被掠夺或被赠送，其存放地方时常改变，因此也不能成为有力的传世材料。因而，时人渐有保存记录的想法，轻便易带的简册便开始发挥大用。现存的《尚书》便是按此法得以存留于世，而作为经书重要代表的《春秋》和礼书也是如此。《春秋》和礼书带有明显的诸国兴亡之学派色彩，兵戈扰攘的春秋战国之后是百家争鸣时代，成就了诸子百家的繁盛。当时，各家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