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记

《从师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有名古典文学专家刘跃进先生的回忆性散文。上编六篇，以作者个人成长经历为线索，说到知青生活、求学经历、两代人对清华大学文科建设的记忆，以及作者在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点点滴滴；下编九篇，是对俞平伯、王伯祥、傅璇琮等前辈学者的追忆和纪念；附录一篇，记述了与后辈学人交往的一段经历。 《从师记》是一部记忆之书。作者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又先后师从著名学者姜亮夫、曹道衡等先生攻读了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阅历丰富，成就卓著，在新时期的学人中颇具典型性。在本书中，作者以朴素自然的笔墨，记述了数十年来个人求学与从师的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 《从师记》也是一部打开学术之门的启蒙之书。作者是古典文学领域的著名学者，不仅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还总结了颇多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作者把这些深造有得之言融汇在一个个生动的细节、片段中，使人读之兴味盎然，启发深长。本书为广大读者提供的，“是一个可以触摸的学术境界，一种可以贯通的学术精神，一段可以仿效的学术人生”。 《从师记》不仅是一部记忆之书，也是一部打开学术之门的启蒙之书。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哲学部副主任、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评论》《中国文学年鉴》主编，兼任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著有《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秦汉文学编年史》《门阀士族与文学总集》《中古文学文献学》等专著、《古典文学文献学丛稿》《秦汉文学论丛》《文学史的张力》等论文集。

引言001
上编
“跃进”时代萌生的文学梦想003
黄湖的记忆015
“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023
从师记037
记忆中的水木清华080
好诗不过近人情
——谈谈文学和文学研究所110
下编
《王伯祥日记》中的俞平伯先生191
记汪蔚林先生二三事203
“小室无忧”
——记古籍版本学家魏隐儒先生218
来谕惓惓，亲如促叙
——记复旦大学王继权老师237
斯人已逝，德音未远
——傅璇琮先生印象256
致辞一束
积厚流光，触类旁通
——纪念王伯祥先生诞辰130周年273
专精与宏通的境界
——纪念吴世昌先生281
双棔书房的学术天地
——纪念吴晓铃先生285
裴斐先生的傲骨与逸情289
附录
求其友声三十年
——由一场学术讲演说起292

     “跃进”时代萌生的文学梦想 我们那个时代，激情澎湃，如同我的名字，一直在“跃进”中。 我的文学梦想之树，也在一天天长大。 我叫刘跃进，1958年11月出生。1976年底，我年满十八岁，在文学梦想中结束了中小学生活。 我的名字很有时代色彩，介绍自己时，我通常会说：我是“”年代的产物，年龄写在脑门上。早些年，大家都心领神会，哈哈一笑。现在，这种会心的回应是越来越少了。 我对自己的名字也有腹诽，觉得激进色彩较重。四十八岁那年，我用陶渊明“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的诗意，给书斋起名叫“爱吾庐”，是取法自然之意。六十岁以后，自号“缓之”，意思是想让生活节奏慢下来，品味平淡之美。 我老家在山东潍坊寿光县（今寿光市），曾祖那代闯关东，到了吉林。父亲早年在白城团地委工作，1964年调到团中央，后来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学生》杂志当编辑，全家移居北京。 我生日较晚，是在11月，按照当时北京规定，9月1日前年满七岁的孩子才能入学。正常情况下，我应该在1966年上小学。父母想让我和1958年出生的孩子一起上学，就在1965年夏天把我送到白城农村老家入小学。我的第一个老师叫什么，今天已全然不记得，只记得一个教室里有四个班级，四个班级就是四个年级，一个老师给四个 不到半年，我转学回到北京，到了东城区后圆恩寺小学。茅盾就年级轮流上课。住在这条胡同，现已辟为茅盾故居。我们小学比邻文天祥就义的北兵马司（当时是交通部所在地），马路对面的府学胡同有文天祥祠。南边是隆福寺、中国美术馆，北边是安定门城楼，还有很长一段城墙。城外是护城河，看得见清澈的流水。我在后圆恩寺小学加入少先队，入队仪式非常隆重，是在鼓楼上举行的。课后，我们常到这些地方玩，比试胆量，就沿着错落修筑的城墙往上攀爬。“”中，安定门城楼给拆了，儿时记忆的地标也变得模糊起来。 “”开始前，我转学到朝阳区的幸福村第一小学。班主任叫戴翠茹，看起来三四十岁的样子，齐耳短发，是当时最流行的发型。她在“”开始不久就被揪出来，以后就没有给我们讲过课。大学毕业那年，我在路上好像见过戴老师，只是不敢确认，就没有打招呼。此后多次搬家，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戴老师了，很后悔当初没有喊一声老师。——人生常常是这样，很多事，一旦错过，就是永远。 “”正酣的时候，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很难置身事外。周振甫先生是老开明书店的，那时还不算很老，个子不高，稍胖，略微驼背，肤色白皙，戴着圆圆的眼镜，总是笑眯眯地看着你。走路的时候，身子随着手臂的摆动微微晃悠，在孩子眼里，像个老太太。他不善言辞，“大批判”时，用浓重的湖州话念批判稿，声音很小，结结巴巴的，一副迁腐的样子，成为众人笑料。我也随着大人傻笑。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日益紧张，战火好像马上就要燃起，甚至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毛主席发出指示，“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很多大工厂、大企业迁往西部大后方城市。那些日子，每隔几天就搞防空演习，演练如何卧倒以防机枪扫射，如何披上白床单以防核辐射。有时，深夜睡得正香，防空警报会突然拉响，所有人都要迅速跑到地下室躲起来。母亲从干校托人捎来花炮，我很神气，就在大楼里燃放，招来很多小孩围观。工人纠察队以为是特务投放的信号弹，就把我们扣起来。在那种紧张状态下，我们都想尽快离开北京，河南信阳潢川县的团中央“五七干校”自然是我们优选的避难所。 从1969年到1971年底，我在河南信阳潢川黄湖农场生活了三个年头。 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