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 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1、有名历史学家许倬云最近十年重要的著作。《说中国》是许倬云先生近年来重要的著作，撰写期间备受中外学者期待。他持续思索中华民族的内涵和外延，在世界文明存在（Being）和变化（Becoming）之大潮中，分析中国应如何自处，也期盼中国能正确认识自己的特性，融入全球化之中。    2、“中华民族”的“化学定性分析”。“中国”的演变过程变化多样，“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也是错综复杂，许倬云教授从政权、经济、社会和文化观念四个关键方面，梳理中国的广土众民如何形成一个坚实的共同体，分析我们为什么会自称“中国人”、“中华民族”，外国人又为何称中国人为“汉人”、“唐人”、“华人”。    3、葛兆光教授撰写万字长文，深入解读。中国这个庞大的共同体为什么会形成，为什么历经两千多年，从未崩溃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谁是中国，谁是中国人？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撰文解说，让我们收获更清晰而深刻的认识。    4、任志强、张维迎、白岩松联合推荐。三位不同领域的佼佼者，跟随许倬云穿越历史与成见，在中国的大熔炉中，提倡包容开放的气度和天下格局，寻找通往光明之路的指引。

本书的起因，乃是有一位朋友提出一个问题：“我”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不是一言两语可以解决的。本书的陈述，从新石器文化开始，结束于帝制皇朝退出历史。这漫长的时距，不下于一万年，乃是概括我们这一个复杂文化共同体演变的过程……在这几千年来，世界第一次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审察自己的归属和认同，也审察族群归属和认同的原则，应是非常严肃的课题，庶几我们不被狭窄而偏激的族群狂傲挟持，迷失了自己往前走的方向。 ——许倬云 许倬云教授以系统论的方法，围绕着“中国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从新石器时代谈起，一直到清朝结束前夜，讲述“华夏/中国”这一个复杂的共同体是如何不断演变的。 本书的结构体例、行文风格，均属于“大历史”的范畴，没有铺陈细节，也没有繁琐的论证，而是选择每个时代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关键点，以及相互间的互动，来勾勒出各个时代的面貌，其中多有令人击节的真知灼见，也不时流露出作者对中国文化和当代社会的深切关怀。

许倬云，1930年生，江苏无锡人。知名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荣誉退休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2004年荣获美国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美国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主要作品有《汉代农业》《西周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万古江河》《我者与他者》，以及《历史大脉络》《从历史看管理》《从历史看时代转移》等。

自序 我们究竟是谁？
绪论 在全球化的时代审察自己
第一章 新石器时代族群的分合
第二章 夏商周：核心的形成
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夷”观念
第四章 天下帝国：关键性的秦汉时代
第五章 秦汉时代的扩张
第六章 天下国家模式的衰坏
第七章 隋唐的天下国家
第八章 宋、辽、金和西夏的时代
第九章 金、元时代的外族征服
第十章 明代：专制皇权（上）
第十一章 明代：专制皇权（下）
第十二章 满清时代：最后一个征服王朝（上）
第十三章 满清时代：最后一个征服王朝（下）
第十四章 后论：复杂共同体的形成（上）
第十五章 后论：复杂共同体的形成（下）
附录
《说中国》·解说（葛兆光）

     第一章 新石器时代族群的分合 大约距离现在七八千年前，在广大的中国地区，已经有很多“现代人类”的后代分散在各处。他们从旧石器时代简单的采集渔猎生活，进入到生产食物的阶段。 在南方，今天湖南、江西地区，那时候湖泊非常密集，几乎类似内海。在湖边沼泽地带，东方的人类第一次耕作水稻。从九千年前开始，大概经过一两千年，水稻耕作的技术已经扩散到更为广大的地区。南边沿海浙江的河姆渡文化，有村落、水井、船只，他们已经充分知道怎样利用水资源作为维生之用。在北面，种植稻米的文化也扩散到汉水流域，甚至于汉水上游的汉中也已经有水稻耕作。在中国长江下游一带，今天所谓长江三角洲地区，逐渐发展了以湖熟文化为典型的许多水稻种植的村落。 在中国的东北地区，考古学家根据中国家牛的骨骼化石重建了东亚黄牛的谱系，他们的研究显示：离现在一万年前左右，黄牛第一次被驯养为家畜。这一份数据指出，除了耕种以外，牧养文化也出现了。牧养动物可以作为食物，食物来源从采集渔猎转变为人类自己可以控制的食物生产。才经过两千年左右的时间，牛只和羊只就普遍成为中国北方的常用食物。 也是七八千年前左右，在太行山东边延伸到渤海冲积平原的山坡地，人类发展了粟（小米）种植。很快，它就扩散到四处，在中纬度的中国北方，耕作小米成为最普遍的农业活动。日后，小米的种植还远传到日本和东部沿海岛屿。今天台湾山地的原居民，由于他们的地理条件不宜于种植水稻，也曾经以耕作小米为主要的生产方式。 这三种生产方式构成了三种形态的文化。水稻的生产必须要有可靠的水源，又必须能避免水灾。于是，村落的形态便是：有的建筑或者建在离水面比较高的平地上，或者是在平地上挖掘水塘与水沟等灌溉系统。村落的自卫设施也常常是一层层的沟渠，以此来保护村落的安全。小米耕作的地方，同样不能离水太远，可是也不能离水太近。于是，生产小米的地区内的村落，以建筑在河流的二道塬上最为常见。牧养牛只就必须要在水草丰美之处，并且有树林作为牛、羊过冬之处。这一类的村落，大概在向阳的山坡地或者山谷最为常见。 各种不同的地形与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形成发展各种不同地方文化的条件。同一类生产形态，决定了这一人群的基本文化面貌。共享同类文化的人类，就会发展出一定的归属感。于是，人类族群的分野，往往并不是以血统为基本要素，而是以生活方式当做认同的文化基因。 上面所说的这三种生产形态，也确定了古代这些族属的分类。例如，牧养文化的人群，常常会带着牧犬在原野上照顾牛羊，在晚上，他们构火围居，于是他们被人称为“狄”——就是带着狗在火边上围坐的人群。挟带长弓的渔猎族群，就被称为“夷”。种植小米的人群，往往有刀耕火种的习惯，也就是焚烧树林，在林木的灰烬上种植粮食。这些人，就可能被称为“烈山氏”“神农”或者“后稷之后”。后世“周人”的这个“周”字，则是田野的象形。 在离现在六七千年左右，中国各处的农业村落都已经有相当规模，星罗棋布地分散在各处。他们往往也结集成为更大的共同体，有保护聚落的城墙，有统治阶层居住的大屋，也有生产上的分工。当然，因为社会分化，也出现贵贱有别。农业生产所累积的粮食已经超过日常需要。有些考古遗址出土了存储的粮食。新石器时代已经有酒，作为宗教和礼仪仪式上的饮料和供品。陕西华县泉护村出土了一些猫的骨骼，考古学家根据这些猫的骨骼，发现它们已经是人类为了防止鼠类而培育的家猫，而且，作为家猫食物的鼠类是以偷食仓储小米为生的。 具有相当规模的生活共同体，拥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发展出一些仪式性和宗教性的事物。在东北辽河地区的红山文化，就有大型的酋长墓葬和祭坛，也有女神庙供奉以母亲形象出现的女神。红山文化拥有雕刻极为精美的玉器，玉材取自远方，雕凿工作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那些祭坛和墓葬里，有很大的陶罐和来自他方的石材。这些现象都说明了红山文化居民拥有复杂的政治组织，也能够耗费不少的人力和物力以维持这一个统治阶层和精英阶层的存在。 在南方浙江的良渚文化，有许多人造的土山。山上有祭坛，山边有统治阶层的墓葬。良渚的玉器，绝大部分是宗教性的玉琮——切割大块的玉石，将其加工成为外方内圆的筒状物，这不是简单的工作，玉琮上往往又雕刻有花纹，花纹的细致程度接近今天的微雕。良渚文化的遗址，既有极大规模的宫殿地基，也有规模巨大的祭坛。和红山文化一样，这些事物也要消耗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才能完成。 东海岸的山东半岛，在离现在五六千年左右，也出现了内涵非常丰富的大汶口文化。这个文化的特征是，村落规模庞大，墓葬内容丰富，出土的陶器，除了一般的家用器以外，还有以高火候焙烧的黑陶，陶片极为精致，薄如蛋壳——单单就这种陶器的制作技术而论，大汶口文化的工艺远超过了新石器一般的水平。大汶口文化还出现若干刻在陶器上的文字，它们已经不是符号，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