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厄瓜多尔之旅
作为幸福研究院①的院长，福利之一就是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事物，分享给那些喜欢它们的人。这真的是一种幸运。我们研究所每年会组织开展或参与50多场座谈会、研讨会和演说会，我们希望能够将研究的视角触及全西班牙乃至全球的每个角落。
2013年6月初，我受邀去往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参加一场关于幸福的报告会。当我得知这场活动将由爱德华多·庞塞特担任主持人时，瓜亚基尔这座迷人的城市似乎散发出更大的魅力。我大概无法鼓起勇气自陈于其面，因为仅是他的名字就足以让我产生足够多的内啡肽和孺慕之情。
任何有过公开发言经验的人都知道，在发表演说前，首先需要与观众建立联系，而且要尽量通过一种有趣的形式。说那些矫揉造作的故事不行，聊畅销书也不行，哪怕是《谁动了我的奶酪》（Who Moved MyCheese)。所以，从出发前的好几天起，我就一直在寻找能够帮助我在瓜亚基尔控场的“灵感”。还好，在这日复一日的焦灼中，我很幸运地找到了比千篇一律的故事更值得讲述的东西：我找到一本极其贴近我此行经历的书，就连它的书名——《怀疑论者的幸福》也很适合我此次报告的主题，虽然我最终没有选择这个题目。我原计划乘坐伊比利亚航空的航班，于6月3日星期三的中午12：45，从4号航站楼的卫星厅出发。在那里坐过飞机的人都知道，比起马德里，这里更靠近瓜达拉哈拉。航空公司一般会建议大家在飞机起飞前两小时左右抵达机场。即使面对这样善意的提醒，不同的人也反应不一，因为每个人的大脑处理接收到的信号的方式都不尽相同。
变化的压力源
通常，我不会在上午沉溺于工作，但是在那天上午，直到11：45我还坐在办公室里。就在我意识到时间的那一刻，我脑海里突然警铃大作，一边提醒自己要保持冷静，另一边要全力以赴：“生存还是毁灭”（to be or not to be )。
在那一刻，我感觉压力倍增，就是那种我们的身体准备好做出反应，且所有人在危急关头都能感觉到的生理压力，虽然我当时面临的赶不上飞机的情况相对比较荒诞，因为我甚至没有办法在60分钟内赶到机场。我的大脑飞速地计算着概率，并且分配着赶路、值机、穿越航站楼和登机所需的时间，以此增加计算的可信度。
当时我感觉自己就像《24小时》（24Hours）①里的角色，亲身经历着一场争分夺秒的生死游戏，不停地怀疑自己能否按时到达。然而突然之间，一切又改变了，时间仿佛进入了第二个维度。
为什么？是自我控制吗？是放松心情了吗？还是精神控制呢？
都不是。虽然我猜肯定有人能够做到其中之一，但是对我来说，确切地讲，是对我的大脑来说，真实的情况就好像“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一样，我不再担心能否按时到达机场，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另外一个要紧但却被忽略的问题：我的护照哪去了？
我确定我肯定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去往机场的路上才发现自己没有带证件的人。切换到旅客模式之后，我做了所有人都会做的事：拍拍自己的外套口袋（女士们则一般会检查自己的手袋），然后发现里面是空的。
一场从数月前就开始准备的旅行，一群约好要见面的友人，长达13000公里的路程，冒着被当成白痴的风险，就因为我甚至想不出其他拿得出手的理由。我在上一秒还焦灼万分，这一秒，那些让人无法感受快乐的时间问题，已不再对我的情绪形成任何压力，取而代之的是护照这个小家伙，就像罗哈斯·马科斯（Rojas Marcos）说的，这个“偷走我幸福的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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