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人 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

1.《泰坦尼克号》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作序，同名纪录片院线上映、引发热议。 2.揭秘“泰坦尼克号”上不为人知的中国人的故事，揭穿海难背后持续百年的种族主义谎言。 3.直面20世纪西方种族主义大背景下，中国劳工海外移民血泪史。 4.梁文道、严飞倾情推荐。

1912年4月10日，当时世界上优选的邮轮“泰坦尼克号”开始了它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航行。这艘永沉海底的巨轮承载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直至1997年由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电影《泰坦尼克号》在美国上映，使得这场20世纪的海难重回大众视野，一时间，有关灾难、人心、挣扎与救赎的话题再次席卷全球。但鲜为人知的是，那艘船上还有8名中国乘客，而且其中6名得以幸存。有关“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最早能够追溯的资料只有海难发生后西方媒体的零星报道，以及“泰坦尼克号”个别幸存者的回忆和证词：有人说他们是偷渡者，从一开始就藏身救生艇中；有人说他们是靠假扮女人混上救生艇；还有人说他们被枪指着，宁愿被打死都不愿下救生艇。这明显相互矛盾的指控背后，是不为人知也无人关心的历史真相。这6人就这样无端背负百年骂名，然后被遗忘。一个多世纪之后，海事历史学家施万克首次为我们揭开那段被尘封的历史。他从海量档案资料中去伪存真，拼凑起有关中国乘客的身份信息。他亲身实施浸水实验，并且按照原比例打造救生艇，只为还原海难发生时中国乘客的遭遇，破除不实指控。他还多次前往英国、美国、加拿大以及那些中国乘客的故乡台山进行实地调查，追寻这些人为何漂洋过海而来，又在船难后去向了何方。就这样，施万克以一种无可辩驳的方式向世人证明：这些中国幸存者绝非“懦夫”“偷渡者”，也不可能“假扮女人”混入救生艇。他们是“泰坦尼克号”事件中最不起眼的注脚，却是那个人口变迁、种族主义大背景下海外中国劳工群体的缩影，面对时代的不公、命运的倾轧，他们毫无还击之力，唯有“抹干眼泪笑呵呵”。

施万克 美国海事历史学家、作家，专注于探索、技术、媒体和文化领域，旅居中国逾20年。 同名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首席研究员兼主演，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作品多见于《亚洲华尔街日报》《南华早报》等刊物，以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的网站。

推荐序
前言
第一章 一块木板
第二章 1912年的世界
第三章 从“四邑”走向世界
第四章 白星航运公司
第五章 皇家邮轮“泰坦尼克号”：电影和现实
第六章 逃离
第七章 懦夫、偷渡者、假扮女人
第八章 C号折叠式救生艇
第九章 被排除在外
第十章 随风散落
第十一章 严喜、亚林和张富
第十二章 李炳
第十三章 方荣山
第十四章 第七人
第十五章 六人

     “泰坦尼克号”沉没后，到了夜里，A号和B号折叠式救生艇上的幸存者也被救到其他木制救生艇上，大部分是由五副哈罗德·洛指挥的14号救生艇所救。“卡帕西亚号”在凌晨4点左右到达事故现场，它遇到的第一艘救生艇是2号救生艇，就此证实了“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在接下来的4个多小时里，各处的救生艇陆续集中停靠在“卡帕西亚号”四周。救生艇上大多数乘客和船员通过绳梯爬上救援船，有些人还需要由“卡帕西亚号”的船员们用绳子拖拽上来。后来所有的陈述和证词都表明，登上救援船的过程是秩序井然的。当“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们站到“卡帕西亚号”的甲板上时，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了远处的冰山和冰原冰上，映现出大片的粉红色。 “卡帕西亚号”于4月18日晚抵达纽约，比“泰坦尼克号”的计划到达时间晚了1天。恶劣的天气阻碍了“卡帕西亚号”的航程，而且它的优选时速只有“泰坦尼克号”优选时速的一半多。 “卡帕西亚号”的延迟抵达十分讽刺。虽然伊斯梅和“泰坦尼克号”的高级船员在调查证词中否认他们的船在穿过冰山时行驶速度过快，但英国沉船事故调查小组发现，船体之所以会与冰山相撞，部分原因就是船“超速”。“卡帕西亚号”因受到纽约附近地区的恶劣天气影响而延迟抵达，这样的恶劣天气本来也会影响“泰坦尼克号”，而伊斯梅却曾期待“泰坦尼克号”能提前到达。4月14日那晚，如果船速减慢一些，“泰坦尼克号”也许会在预期的时间到达，而不是永远也无法到达。 在“卡帕西亚号”上 “卡帕西亚号”上原本已经有740名乘客，这些新上来的700多名“泰坦尼克号”幸存者需要自己在船上找到可以休息的地方。布鲁斯·伊斯梅一登上“卡帕西亚号”就马上找到船上的医生伦杰尔·阿帕德，说道：“我是伊斯梅！我是伊斯梅！”之后他便躲去医生的舱位，一直在那里待到船到达纽约。 幸存者中有一些头等舱和二等舱的乘客还有幸在“卡帕西亚号”上找到了认识的朋友。亨利·斯利珀·哈珀认出了正在看着幸存者们登上“卡帕西亚号”的路易斯·奥格登。华莱士·布拉德福德看到华盛顿·道奇一家上了船，并把他们安置在自己的船舱里。 “卡帕西亚号”上的船员和乘客都尽一切努力让“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们感到舒适些。但对大多数刚刚逃离“泰坦尼克号”的人来说，在乘“卡帕西亚号”前往纽约的这3天航程中没有任何舒适的感觉可言。最后一艘抵达“卡帕西亚号”的救生艇是12号救生艇，“泰坦尼克号”的二副查尔斯·莱托勒也在这艘救生艇上。这艘救生艇原本是许多人最后的希望，他们都希望自己的亲人上了这艘救生艇而得救。当所有的救生艇都被清点完毕，不会再有更多的幸存者时，这种希望也随之破灭了。在“卡帕西亚号”上，幸存者们疲乏、寒冷，有的还受了伤。一些三等舱乘客，包括那几名中国乘客，就此失去了一切：配偶、财产、毕生积蓄。在船抵达纽约之前，他们除了思考失去的一切以及未知的未来，其他什么也做不了。 如果说这几名中国乘客登上救生艇之前在“泰坦尼克号”上没有被人注意过，那么在“卡帕西亚号”上他们获得了一点关注。1912年5月，三等舱乘客爱德华·多金斯对伊利诺伊州的一位听众讲述他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经历时说：“在‘卡帕西亚号’上，我看见了那6个假扮女人坐上救生艇逃跑的中国男子。” 《每日电讯报》曾经充满恶意地描述中国乘客在“泰坦尼克号”上和救生艇上的行为：“直到他们被带上‘卡帕西亚号’，才知道他们是中国人。据说，‘卡帕西亚号’的一些船员想把他们扔进海里，但被冠达邮轮公司的高级船员阻止了，而后他们都被戴上了手铐。”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样的说法，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卡帕西亚号”的船员对这些中国乘客说了什么，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在抵达纽约之前曾以任何形式被关押在船上。 《布鲁克林鹰报》刊登的内容才是所有新闻报道中最令人厌恶的。该报发表的一篇题为《盎格鲁—撒克逊船员的英雄主义在灾难中脱颖而出》的文章中写道：“盎格鲁—撒克逊船员今天引以为豪的一件事，就是在这场最严重的海难中表现出来的至高无上的英雄气概，他们临危不惧、舍生取义。美中不足的是，在离开‘泰坦尼克号’的一艘救生艇底部，发现了卡在座位下面的两具中国苦力的尸体和8个活着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是要去纽约后转乘一艘开回东方的帆船，他们一发现有危险迹象，就跳上了救生艇，在救生艇还没有离开吊艇架的时候，就躲在座位下面。他们被后来登上救生艇的妇女踩踏，其中两人被压死。直到这艘救生艇抵达‘卡帕西亚号’，这些尸体和活人才被发现。” 同样，这些描述根本没有事实依据。“泰坦尼克号”上并没有10名中国乘客；最多有4个中国人在同一艘救生艇上获救；在伊斯梅和乔治·罗所在的C号折叠式救生艇底部并没有发现任何尸体。伊斯梅和乔治·罗在证词中明确指出，这4名中国人是在抵达“卡帕西亚号”之前在救生艇上被发现的。《布鲁克林鹰报》的报道没有说明任何消息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