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逻辑 人类与风险的博弈(全2册)

迷信、婚姻、家庭、宗族、商业、金融……为何生产率不能接近解释文明进化逻辑？如何衡量文明是进步还是倒退？如何正确理解我们当下面临的一些社会现象？…… 知名经济学者陈志武教授耗十数年研究并倾力撰写，挑战经济学“唯生产率论”，引入理解文明的另一把尺子——“风险应对力”，用风险与博弈重新阐述文明与进化，系统解读人类社会的各种形态。 一部具有宏大视野和学术突破性的著作。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北京大学周黎安教授、复旦大学张军教授联袂推荐。

如果只从生产率评估人类创新的价值，就无法解释过去出现的很多创举：迷信、婚姻、家庭、文化、宗教、国家等——这些创举构成本书要谈的“文明”内涵。我们可以从大量数据和史料里看到，这些创举可能当时并没提升生产率，或者只对生产率的提高有些许贡献，但对改进人类风险应对力、降低暴力发生频率、促进文明化，都有过显著贡献。 而本书的一个重点，就是要纠正建立在“唯生产率”基础上的传统史观和文明观，也就是除了“生产率”，我们还要增加一把尺子——“风险应对力”，使我们能更完整地解读人类文明化进程。

陈志武，知名经济学家，香港大学冯氏基金讲席教授与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耶鲁大学原金融学终身教授，默顿·米勒奖得主。专业领域为金融理论、股票、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与经济史。他担任学术总顾问的纪录片系列《华尔街》与《货币》，对中国金融文化的发展影响巨大。 著有“金融的逻辑”系列、“财富的逻辑”系列、《24堂财富课：与女儿谈创业与创富》《陈志武金融投资课》等作品。

上册
引言
第一章 风险惹的祸：为什么古代人崇尚暴力？
古代暴力的多种表现
文明化趋势
暴力起因：清朝、汉朝与罗马帝国的故事
风险催生暴力：一般规律
结语
第二章 风险催生定居农耕与技术创新
早期智人的技术探索
生产率无法解释农业革命
农业因气候风险而发明
新世界作物的保险价值
结语
第三章 迷信的起源与价值
从康熙灾政看国家的起源
民间迷信
迷信在其他社会
迷信的作用
迷信、负面情感与理性决策
结语
第四章 婚姻起源与变迁的逻辑
夫妻双双把家还
婚姻的起源与变迁
定居农耕带来婚姻变革
婚姻真的帮助避险吗?
婚姻规则与伦理
结语
第五章 礼制与家秩序的兴起
家秩序解决什么问题
周朝启动礼制建设
周朝礼制事无巨细
儒家名分等级秩序
从思想到实践：礼制的平民化
礼制基本要件：宗祠、族谱、义庄与祭祖礼仪
家秩序的经济逻辑
儒家秩序的历史功效
“养儿防老”的实证绩效
印度种姓制度
结语
第六章 宗教兴起与避险逻辑
宗教的化险绩效
宗教与信任网络
宗教与家秩序的竞争
不同宗教间的竞争
结语：宗教与宗教之外
第七章 基督教排斥金融和反犹的历史
宗教排斥金融
犹太人的前世今生
新教改革与金融解放
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的长久对比
为什么新教国家发展更好？
结语
附录 计量经济学术语解释
注释
下册
第八章 商业市场与文明化
从齐内曼人的经历谈起
商贸市场的避险作用与“较为和平”
大运河及其备灾价值
交易与美德
结语
第九章 海上丝路与全球化的兴起
海上丝路之初
海上丝路兴盛与阿拉伯商人的到来
阿拉伯商人何以主导海上丝路
宋元海上贸易与蒲寿庚世家的兴起
明朝禁海与海盗袭击
大航海时代与现代跨国贸易体系
海上丝路历史的启示
结语
第十章 金融市场与文明化发展
金融的救急与扶贫价值
金融缺失导致农民卖地
从金融缺失看旧社会鬻妻卖女
如何发展金融市场以降低借贷成本？
金融在西方的兴起
美国的金融革命
现代金融来到中国
从资本化体制看中西大分流
结语
第十一章 风险、福利与国家的起源
国家因应对风险而产生
治灾之道：“一国兴亡之所系”
工业化催生福利国家
国家与宗教间的张力
结语
第十二章 文明化进程走向何方
人类婚姻的未来走向
公司的力量
金融市场带来危机风险
现代国家之能量
宗教之前景
结语
后记
注释
参考文献

     对应金融学中回报与风险的得失互换原理，劳动生产率与风险应对力的得失互换原理是贯穿《文明的逻辑》全书的分析视角。加之以量化历史的研究方法，本书给出了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各种形态——从古代的习俗、婚姻、家庭和宗教，到现代的市场、国家、中央银行和福利社会——一个新的系统性解读。它展示了经济学分析视角和研究方法对理解人类文明演变历史的穿透力量。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钱颖一 从婚姻、家庭到宗族、宗教，从商业发展到国家兴衰，处处是惊心动魄的人类抗衡风险的历史。陈志武教授从风险应对的视角挑战了经济学的“唯生产率论”，对人类文明的演进史提供了全新而深刻的诠释，绝对值得一读。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周黎安 建立一个能追溯人类五彩缤纷的习俗、文化、宗教乃至国家和文明的诞生与演化的理论框架，是一个足以让社会科学家望而却步的工程，但金融经济学出身的陈志武教授却巧妙地看到了文明的“金融”本性。一旦如此构想，逻辑上便势如破竹，行云流水般的分析框架便清晰可现，大量历史文献和考古证据也得以焕发光芒。这是数十年来我读到的关于人类制度演进的少有的佳作。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张军 引言 数万年前的原始人，看到古怪又混乱的人类，怎么也不会想到人类社会某一天会有秩序。可是，我们身处 21世纪，这一天就在眼前，所体验和看到的人类社会已井井有条，秩序在战胜混乱，文明在战胜野蛮。疑问可能也在于此：这个文明真实吗？看到古怪混乱的人类已被和平造化，如今有规有矩、协作互助，这足以表明一代代从前的人类肯定做对了什么创举。只是那些“什么”究竟是什么，仍然充满争议、有待回答。 在尝试评估文明变迁史的时候，我们总需要先做一个选择，就是如何度量“进步”和“倒退”：什么情况下文明可被称为“进步”，何时又“倒退”了？也就是说，需要一把评估尺子。一旦选好尺子，就可度量不同文明的进程，也可判断具体文明中每一创新的价值：有的创新带来增值，即“进步”；有的造成减值，即“倒退”。在现有文献中，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惯用的尺子是“生产率”（productivity），甚至只有“生产率”，其他指标都不重要。劳动生产率就是“生产率”的一种：一个人一年劳动下来，能有多少产出、多少收入。一种创举再好，如果不能提升“生产率”、没有抬高每年“人均产出”，即便能改进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使人活得更安心，那也被看成无用之举、非进步之举。“唯生产率”准则应用到当今国家，就是“唯 GDP”论，成为只追求 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政策的学理基础；而应用到历史分析中，在“唯生产率”史观下，人类发展通常被划分为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等阶段。本书的贡献是要纠正这种传统史观和文明观，也就是除了“生产率”，我们还要增加一把尺子—人类“风险应对力”（即应对风险的能力），使我们能更完整地解读人类文明化进程。从本书中我们会看到，文明主要是对两种挑战 —生产率低、风险应对力差 —的反应，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风险甚至是文明更重要的催化剂。 “生产率”这把尺子够用吗？ 传统的“唯生产率”史观带出了一些有名悖论。在 2013年笔者与清华大学同人举办的第一届量化历史讲习班上，有名经济史学者格里高利·克拉克（ Gregory Clark）教授称：“人类目前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 1800年前开始的工业革命。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所以，人类历史只有工业革命这一件事值得研究，其他都是不太重要的细节。 ”1此言一出，让在场老师和同学为之一震。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图 1所示，从公元前 1000年直到公元 1800年的近三千年里，世界上每年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变动，其间虽然出现过上下波动，但并没改变劳动生产率长久不变之趋势。历史学家安格斯 ·麦迪森（Angus Maddison）教授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对全球人均收入的估算，结论也一致：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两千年里，劳动生产率基本不变。克拉克强调，人类在 19世纪前的几万年里，一直没能走出“马尔萨斯陷阱”：即使生产率偶尔上升，致使人口增加，结果也会是新增的物质产出按人均一分配，就又回到人均收入的原点；或者，由于自然灾害或人为战争导致人口减少，在总产出不变的情况下，人均收入会增加，接下来生育率就会上升，可是人口增长后人均收入再次减少，劳动生产率还是回到原点。就这样，人类社会围绕同一生产率原点，无聊地重复波动着，没能走出陷阱。直到 1800年左右工业革命发生后，英国、美国、西欧国家率先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生产率不断上升，而其他国家则要么继续在马尔萨斯陷阱中挣扎，要么就走向持续衰败，西方和世界其他社会之间的大分流开启。 把“唯生产率”史观应用到中国，得出的结论基本一样：根据麦迪森的估算，汉朝时中国人均收入大约为 450美元（以 1990年美元算），到清朝道光时的 1820年，大约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