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伦敦

★揭开老舍鲜为人知的英伦经历，深度刻画老舍海外生活与创作的心路历程 ★跟随老舍的步伐，游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伦敦光怪陆离的新奇景象，见证其中的逸闻趣事、文化景观和华人的复杂经历 ★在兼顾通俗和学术的中英文化比较研究中，考察现代中国的文化求索之路

老舍被尊称为中国伟大的现代作家之一，然而，这位有抱负的年轻作家于1924年至1929年在伦敦度过的时间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老舍从故乡来到繁华的伦敦西区——这里有布鲁姆斯伯里派、旋涡派、各种流派的前卫主义者、埃兹拉·庞德以及“金牛犊洞”夜总会的歌舞表演。他流连于伦敦西区妓女的世界，见识了英国最臭名昭著的中国人布里连特·张，以及黄柳霜的丑闻电影《皮卡迪利大街》引起的小报轰动，在莱姆豪斯声名狼藉的东区唐人街也待了一段时间。老舍在伦敦(精)创作的小说《二马》由此成为一部描写伦敦华人生活和苦难的伟大小说。正如韦查德博士所揭示的那样，老舍在伦敦(精)的岁月对其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最终影响了中国现代主义的发展进程。

安妮·韦查德（Anne Witchard），从2006年开始在威斯敏斯特大学任教。其著作包括《老舍在伦敦》《托马斯·柏克的黑暗中国风》，并与劳伦斯·菲利普斯合著了《哥特式伦敦：地方、空间和哥特式想象》。

前言
致谢
序言
1928年秋，布鲁姆斯伯里
第一章
义和团与旗人：1900年的北京 军阀割据和京城校园
第二章
“中国很有趣，非常有趣”（埃兹拉·庞德，1914）
“新潮流势不可当。是时候来一场文学革命了。”（胡适，1917）
第三章
“雾重城如漆”
第四章
“天啊……这是在英国吗？”（萨克斯·儒默《傅满洲博士之谜》，1913）
《皮卡迪利大街》
“中国时尚年”（1925）
第五章
“招呼毒药！”（《二马》，1929）
结论
注释
出版后记

     序 言 1928年秋，布鲁姆斯伯里 1928年9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布鲁姆斯伯里一间离罗素广场不远的廉价公寓里冷风阵阵。屋里有一名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穿着一套薄哔叽洋服，正蜷缩在按表计费的煤气炉前瑟瑟发抖。年轻人管这种炉子叫“吸血鬼”，此刻最让他犯愁的是身上仅剩下一个先令来“喂”它。现在是穿羊毛衫的季节了。他身上这套洋服还是四年前在上海的一家高档西式百货商场买的，到了伦敦才发现，无论春夏秋冬，这里的气候都不适合穿哔叽布料。晚餐铃响了，他肚子饿得直叫，但像这样的周末，他一般会避免出现在餐厅。因为临近尤斯顿站、国王十字站和圣潘克拉斯站等交通枢纽，住在这里的主要是销售员，来自英国殖民地的留学生，手头拮据的职员和年龄不详、身份不明的单身女人。一到周末，大部分住户不是外出，就是回到位于郊区的家中，餐厅里空空荡荡。要是有人在这时候进来用餐，女侍者就会面露愠色，这让年轻人很不舒服。这天早些时候，年轻人特地告诉女侍者自己会出去吃饭。女侍者冷冷地回了一句：“哎呀，那敢情好。”这句话现在还回荡在年轻人的脑中。他顾不得咕咕叫的肚子，也顾不得那台专门吃钱的煤气炉的温度越来越低，始终在埋头写作。他愤愤地写道：“只有大英博物院后面一带的房子，和小旅馆，还可以租给中国人；并不是这一带的人们特别多长着一分善心，是他们吃惯了东方人，不得不把长脸一拉，不得不和这群黄脸的怪物对付一气。” 如果我的描述让读者以为，这不过又是一位背井离乡、独居在伦敦的文人，整日奋笔疾书却又默默无闻，那便是我误导诸位了。事实上，他现在所写的是他的第三部作品。旅居伦敦的四年里，老舍在位于芬斯伯里广场的东方学院教授汉语。他的学生中有初出茅庐的传教士，有乏味无趣的家庭主妇，还有不少当地的银行和政府职员，这类人经常吵吵闹闹。其中还有一个名叫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年轻人，对中国事物很是着迷。此时的老舍正在白话文创作领域书写自己的名号，已有两部作品在当时中国拥有盛名的现代刊物之一——《小说月报》上连载，前途一片光明。 老舍在《老张的哲学》（1926）和《赵子曰》（1927）中深情而细致地追忆了故乡北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自己的思乡之情。如今他正在写作一部全然不同的小说—《二马》（1929）。过去几十年里，中国人一直对英国深恶痛绝，而这部小说将向读者展示中国人在英国首都的生活，既作为对英国帝国主义思想的控诉，也作为对中国人民的警醒。女侍者的冷嘲热讽依然让老舍耿耿于怀，他飞快地在纸上写道：“二十世纪的‘人’是与‘国家’相对待的：强国的人是‘人’，弱国的呢？狗！……中国人！你们该睁开眼看一看了，到了该睁眼的时候了！你们该挺挺腰板了，到了挺腰板的时候了！—除非你们愿意永远当狗！” 老舍属于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1922）一书中提到的第二代—“少年中国”。这些“五四”新青年亲身经历了列强侵略、政治革命以及社会和文化巨变，而这些变革也标志着终有一天，中国将会从一个信奉儒家思想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罗素认为：“第一代年龄较长，他们顽强地与儒家的糟粕抗争，虽然摆脱了束缚，但难免有孤举者难起之感；第二代年纪较轻，新式学校的大门向他们敞开着。”十四岁时，老舍获得了奖学金进入北京师范学校学习。这是京城里一所很有名望的新式学校，附属于京师大学堂，而京师大学堂则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的摇篮。当时的中国急缺教师人才，1918年6月，老舍一毕业便被任命为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兼国民学校的校长。1919年5月4日，就在老舍任职将满一年之时，北京的学生群情激愤，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斥责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 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曾经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如今已经停滞不前、行将就木，但日本则公认拥有与西方国家平等的国际地位，这一点在《凡尔赛和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条约采取绥靖政策，允许日本攫取德国在中国的特权。学生们对于外国势力试图将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的行为深感愤怒，纷纷抗议，得到各地民众的声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和游行示威活动。自19世纪晚期以来，知识分子的不满愈演愈烈、一触即发。他们试图抛弃儒家思想的束缚，让中国融入现代世界，而五四运动就标志着这一文化转型的开端。 五四运动中的社会活动家认为，文学小说是使中国摆脱颓势的关键。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若要实现主权合法性，文化、政治、经济变革缺一不可。近代有名改革家梁启超（1873—1929）赋予了中国作家革新国民性格的重任。他希望国民通过文学作品认识到吸食鸦片和缠足等陋习，从而唤起羞耻之心。为了摆脱传统束缚，一些激进的作家采用了欧洲的世界观—正如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家和作家对待愚昧落后的殖民地那样，既然启蒙运动无法推进，便开始探索另一种解决症结的方法。 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