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痴

这本《白痴》叙述“我”当年在十八岁到二十二岁之间即从1958年至1962年向成年迈进的阶段。我对女性身体的探求，我与所谓“真实”的冲突性关系，走向艺术、走向更广大的人性的各个瞬间里我的紧张，我持续的反叛冲动：反抗我深爱的父亲；我应征入伍继而成为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一兵，反抗军事，被逮捕、被控告、被拷问、被监禁，然后被调入纪律部门。
我彼时的反叛及其后果：离家出走、饥饿、偷窃、内疚、流浪、军事政变和军事监狱、因拒绝这种被强加的真实而引发的身体表现：读者会在书中读到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
内心的悲剧、政治、友谊、战友情、滑稽事，一切都在青春的身体冲动中经历，在集体中经历。

皮埃尔·居约塔(1940一2020)，出生于阿让塔勒堡(卢瓦尔省)，是法语世界最重要的作者之一。从1967年出版的《五十万士兵的坟墓》、1970年被禁的《伊甸，伊甸，伊甸》，直到2014年和2016年分别出版的《苦难的快乐动物》第1卷和第2卷，其语言之有力，虚构之大胆令人着迷，在法国和其他国家影响广泛。他的画作在巴黎、柏林、伦敦和洛杉矶均有展出。

虱子女孩
莱德罗莱特
苏菲
珠宝匣
日光街
囚室
工地
阿尔及尔
“斯芬克斯”
审讯
秘密监禁
独立
出阿尔及利亚记

     虱子女孩 巴黎，1958年秋，阿尔马桥下，子夜时分。这是我们从里昂出走到巴黎后露宿的第三夜。我结束了九年寄宿学校生活，在里昂读高中，哲学班，住我做精神科医生的叔父家里。 我们的帐篷毯铺在块石路上，夹在两股已经干掉的尿迹中间——投身肮脏之中，接近它，触摸它，处理它。经由这样的契约，经由“这一份”苦难，最终活得像个人。圣人们正是这样成圣，那么我也该如此这般吗？以何种方式呢？而我本喜简洁与秩序——我们钻进睡袋里；弗朗索瓦睡着了；被我卷进背包的上衣口袋里，有他姐姐15岁时的一张很小的黑白照片，她走向我，我正用特写拍她笑盈盈的脸蛋儿，现实生活中她其实是金发。船舶的灯光照亮了漆黑的桥拱下方；河水汩汩——溺亡者的尸体、死狗的残骸；再往远，居住驳船和其他船只上的灯火与战神广场上的探照灯射向埃菲尔铁塔上的光束混在了一起。 他正睡着，头伸出睡袋，枕在风帽上，嘴巴张开；我听见他的肚子咕噜咕噜叫：打中午起，我们两个大胃王只吃了一根法棍。明天，等着挨饿吧。 我打盹，只是因为死亡抓住我，把我拽向它那世外的深渊；要在它够不到我的地方迅速沉睡。要安静地睡，这样它就无法将我定位。 首都的喧嚣渐止；往远，除了帕西有我一个姨母外，在南郊的巴涅，还有我一个舅舅，也是我的教父，抵抗运动的英雄；在塞纳河另一边的圣一日耳曼，离盖世太保逮捕我最小舅舅的那条街不远还有我一个姑姑，他二人属于同一个网络，我小舅舅被押到奥兰宁堡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后再无音信，我姑姑则在拉文斯布吕克幸存下来；再往远，在布劳涅还有我另外一个舅舅。1940年5月，他在阿莱特森林受了伤，他曾是自由法国第二装甲师的一员，去过费赞，1944年秋天在孚日受伤，还去过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 我爱他们，敬仰他们，却不愿再见他们。此刻，母亲既已去世，出走成了非此不可之事。下一年，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将独自面对彼时曾如此遥远的首都。 每年冬天，我母亲都要从我家所在的中海拔山脉中的村子——巴尔贝·多尔维利《无名故事》①的发生地，出生在克拉科夫附近的母亲在此地生下我们姊妹六个，还给我当医生的父亲做助手——出发到巴黎来找她的姐妹和我父亲的姐妹——其中一位在“慕尼黑协定”签署之日入了教，是塞纳一马恩省茹阿尔本笃会的修女。 1954年那次从巴黎回来后，她给我带了份生日之外的礼物，法国水星出版社编号版阿尔蒂尔·兰波作品集。我那会儿14岁，有些厌倦了水粉画和素描，天天写诗。 她去世两个月了。我最小的弟弟还不到11岁，我18岁。母亲患病七年，三月开始卧床不起，我的两个姐姐照顾她。母亲有颗历史学家的心，彼时我们的大哥在阿尔及利亚已经待了接近两年半时间，她为第四共和国末期政权的动荡与脆弱而痛心，又为夏尔·戴高乐有望重掌国务而高兴。 一天早上，我从都兰的自行车营回到阁楼，这阁楼是我和我亲爱的弟弟两个人的，位于村子中央这所房子的顶层。我应她的要求下楼，看到她躺在床上，被胸膜炎折磨着：她希望我们，她和我，谈谈我假期一篇作文的题目：“想象具有创造性吗？”她是想再度确认一下我此生献身创作的决心吗？想在临死前告诉我她的担忧和自豪吗？我知晓她的痛苦却并未设想这痛苦要以死亡告终。她一直通过神圣的事物理解世界，通过弘扬信仰、慈善、勇气和美的司仪神父们理解世界，通过很好又谦卑的艺术家、英雄、圣人来理解世界，于是也就对损害这些事物的东西——死亡营、灭绝营——更加感到恐惧、愤慨和厌恶。她想看到我开始把自己的人生、命运和家族的荣誉孤注一掷于灵感之上吗？ 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