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返场

一、批评家何平的文学现场档案本书既是作者个人的文学档案，也将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真实的记载。二、厘定当下中国文学地图，重读实力作家地图：非虚构文学、科幻文学、网络文学、海外写作、多民族文学作家：阿来、迟子建、李洱、艾伟、邱华栋三、发现文学新生力量，关注前沿文学议题《批评的返场》并未先入为主地以年代或流派作为立论之基，而是立足文学现场，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厘清当下中国文学地图。作者在主持杂志专栏，主编青年写作丛书、发起双城文学工作坊……力图挖掘被遮蔽于传统文学话语体系之下的新鲜文本，发现文学新生力量。新生力量：阿乙、孙频、周恺、淡豹、猫腻、陈楸帆、万能青年旅店、五条人……文学议题：AI写作 世界时区 在县城写作 乡村博物馆 散文野外作业……四、重建学院批评和文学公共生活的对话在文学批评逐渐被窄化为学院批评的当下，作者力求“在现实中国生活并且进行文学批评实践”，使文学批评跳出了学院的资源、趣味、取径和格局，真正与公共生活进行对话。

《批评的返场》分为“思潮”、“作家”与“现场”三辑。 思潮，对改革开放时代，尤其是新世纪二十年中国文学的勘探和思考，涉及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文学整体观、文学和代际、文学和新传媒、世界文学和中国经验、青年写作和公共生活、多民族文学共同体等文学议题。 作家，五个作家，从生于1959年的阿来，到生于1969年的邱华栋，均成名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宽泛意义上的“同时代作家”。他们曾被命名为“新生代”，至今依然是中国文学最有活力的部分。 现场，一份私人文学档案。从2017年到2021年，《花城关注》已做了五年，共三十期。这是一次实践意义上的“批评的返场”，希望借此重建学院批评和文学现场的对话，发现文学新生力量，让中国当代文学的可能性和差异性浮出地表。

序 返场：重建对话和行动的文学批评
思潮
“只有这样的地方，才有这样的生活”
新世纪传媒革命和70后作家的成长
二论网络文学就是网络文学
青年的思想、行动和写作
生于 1977-1987：更年轻世代作家长篇小说地理草图
细语众声和文学的可能性
作为“文学共同体”的多民族中国当代文学
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文学的命名、分期及其历史逻辑
作家
安魂，或卑微者的颂诗
从历史拯救小说
重提困难的写作，兼及超级现实主义小说的可能
“光明的文字划过黑暗，比流星更为神奇”
新生代：文学代际，或者1990年代的文学年轮
现场
《花城关注》（2017—2021）：一份中国文学现场的私人档案
“文学策展”：让文学刊物像一座座公共美术馆
后记

     “只有这样的地方，才有这样的生活” ——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如何叙述地方 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要盯牢一个地方才能写出成就，优秀的作家也不必然要叙述某一个地方，但谁也不能否认文学叙述地方是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重要传统。地方如何被文学叙述？一个基本的前提是，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共同体的国家内部，存在不存在审美差异性的“地方”？ 刘震云就曾经说过：“故乡就是国家。”1人类学、社会学研究中，中国政治共同体内部的地方经验自二十世纪上半叶以来一直被像费孝通、林耀华、杜赞奇、庄孔韶这些学者体会着、揭示着。就文学而言，就像有人体认的：“中国内地以政治为主体的文学，其实也是南腔北调的集合。 比如北方的作家莫言，如何在山东去理解李锐在山西的创作，还有贾平凹用陕西的土话创作的《秦腔》，等等。语言本身是不断变易的。更不用讲像阿来这样的作家，他是一个有西藏背景的作家，这中间有很多复杂的因素。”2语言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地方”性因素，但“地方”不只是语言。就作家叙述的地方本身而言呢？苏童在最近的一篇文字中就写道：“香椿街和枫杨树乡是我作品中的地理标签。”3不只是苏童的“香椿街和枫杨树乡”，近三十年中国文学中，还有“大淖”（汪曾祺）、“商州”和“清风街”（贾平凹）、“小兴安岭”（郑万隆、乌热尔图）、“藏地”（扎西达娃、马原）、“乌珠穆沁草原”（张承志）、“小鲍庄”和“上海弄堂”（王安忆）、“鸡头寨”和“马桥”（韩少功）、“葛川江”（李杭育）、“吕梁山”（李锐）、“太行山”（郑义）、“清平湾”（史铁生）、“高密东北乡”（莫言）、“温家窑”（曹乃谦）、“白鹿原”（陈忠实）、“上塘”（孙惠芬）、“延津故乡”（刘震云）、“耙耧山脉”（阎连科）、“王家庄”（毕飞宇）、“笨花村”（铁凝）、“天门口”（刘醒龙）、“王榨”（林白）、“机村”（阿来）、“北极村”和“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东坝”（鲁敏）、“斜塘”（畀愚）、“马家堡”（东君）等等。 当作家叙述着这些地方时，地方显然已经不只是装饰性的风俗风情风景，甚至不只是一个个地理标签。但也应该看到，一方面，近三十年中国文学书写中地方被频频征用；另一方面，上面所有的这些地方并没有都能够成为中国作家所推崇的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马尔克斯的马孔多，或者汉语文学中的“鲁镇”“湘西”“果园城”“呼兰河”意义上的文学地方。换句话说，地方并没有能够成为作家一个人的文学世界。 从汪曾祺开始的文学地方叙述 文学一成史往往就按下葫芦浮起瓢。当照着“伤痕”“反思”“改革”一路说着新时期文学时，我们发现几乎没有汪曾祺的事情了。虽然，1980年代的头两年差不多是“汪曾祺年”。《北京文学》和《雨花》这一南一北两家在新时期很有影响的杂志先后发表了他的《受戒》（《北京文学》1980年第10期）、《异秉》（《雨花》1981年第1期）、《大淖记事》（《北京文学》1981年第4期）、《徙》（《北京文学》1981年第10期）、《故乡人》（《雨花》1981年第10期）等等。汪曾祺的写作成为不在文学史的写作。对不在文学史的写作，我们现在的办法是将它折胳膊蜷腿勉强塞到一个地方。比如很多文学史的书就把汪曾祺放在了地域风情小说或者市井小说里来论。但事实上，应该承认汪曾祺的小说和同时代陆文夫、邓友梅、陈建功等的地域风情小说不是一个调子。因此，现在回过头来看，倒不如将汪曾祺作为新时期文学另外一个传统的开始。王蒙在给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写的序中说：“从传统上说，中国的小说似乎不是那么留意地理和自然的。……他们更多地把艺术的聚光集中在社会、政治、伦理的人际关系方面。”“李杭育之前，汪曾祺《大淖记事》等小说“留意地理和自然”应该成为新时期文学一个引人注目的事情。写地方的“地理和自然”是汪曾祺的擅长。在这方面，汪曾祺让新时期文学接续上废名、沈从文的现代文学传统。汪曾祺接续或者开始的文学传统是另外一种文学，但却是与“伤痕”“反思”“改革”在同一历史语境、文学场域的东西。汪曾祺自己说：“这是‘思无邪’，《诗经》的境界。我写这些，跟三中全会思想解放很有关系，多年来我们深受思想束缚之害。”5 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