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诺贝尔

◆“当你疯狂想赢的时候，你就离输不远了。”顶着冒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大作家的风险横空出世的作品，揭示人性复杂与变化的方式令人称奇。波谲云诡的唇枪舌剑，不断反转的输赢格局，隐藏多年的秘密浮出水面，悬疑的氛围节节升级。究竟是记者入了作家的圈套，还是作家被记者逼问出了隐情？是正义的胜利，还是欲望的吞噬？结局永远在你的意料之外。 ◆继萨冈、杜拉斯之后的法国文学界神话阿梅丽·诺冬，作品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全球累计销量1600万册。《疯狂诺贝尔》是她震惊法国文坛的成名处女作，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在审读后大赞此文，并一口气和没出过书的她签了四本书的合同。 ◆该作品获得勒内·法莱奖，这个奖项是对年龄在45岁以下作者，在颁奖前一年于法国首次出版的“幽默、批判或诗意”的小说的肯定与嘉奖。 ◆此书之前的版本《杀手保健》，豆瓣评分8.0分，读者不停地惊叹诺冬对话体的精彩与犀利，也对不断反转的情节直呼过瘾，更有惊天秘密揭开的悬疑与刺激！此次版本改名便于读者理解，贴近小说所展现的人性的疯狂，以及作者关于欲望与人心的疯狂探索！ ◆2010年傅雷翻译出版奖得主——胡小跃，倾情翻译，淋漓展现诺冬幽默、犀利与深刻！新增《译者序》，带你重温作者的创作历程，也给你不一样的角度解读诺冬的作品！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普雷泰克斯塔·塔施活不了两个月了，死前的定制报道让记者蜂拥而至。塔施多年以来在作品中疯狂地留下秘密的线索，但没有一个人发现。他享受着愚弄世人的快感，内心深处却一直等待着那个秘密被发现。

阿梅丽·诺冬，比利时法语小说家，1967年生。父亲曾为比利时外交官、她幼时曾随父亲派驻世界各国，包括日本、中国和美国等国家。5岁时举家离开日本，诺冬称此为一次“痛苦的分离”，17岁在比利时定居，因此不论在哪里，诺冬始终觉得自己是异乡人。 自1992年以来，诺冬每年出版一本小说，作品被翻译成全世界40多种语言，深受读者喜爱。 1992年凭借处女作《杀手保健》获阿兰·富尼埃耶奖；1999年凭借《诚惶诚恐》获法兰西学院大奖；2007年凭借《我心深藏之惧》获花神文学奖；2008年以全部作品获让·季奥诺大奖，并于同年获比利时国王勋章。

《疯狂诺贝尔》无目录

     文豪普雷泰克斯塔·塔施活不了两个月了。消息传来，世界各国的记者都请求与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私下见面。无疑，这位老人享有崇高的威望。看到《南甘谣言报》《孟加拉国观察家报》（我们且列举几家）这样有名的日报都派密使追到这位法语小说家的床前，人们真是不敢相信。于是，塔施先生在去世前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里，对自己的知名度有了概念。 塔施的秘书负责在申请者当中进行严格的挑选：秘书一笔画去了所有外文报纸，因为这个垂死的老人只懂法语，而且不相信任何翻译；他拒绝有色记者，因为老人上了年纪，会发表一些种族主义言论，而这些话与其深刻的见解格格不入——研究塔施的专家们对老人想惹事时说的那些话感到很尴尬；最后，他彬彬有礼地打发走了电视台、女性杂志、政治倾向太强的报纸，尤其是医学杂志，这些医学杂志想知道这位伟人是怎么得了如此罕见的癌症的。 塔施先生知道自己得了可怕的埃森韦韦普拉兹症后不无骄傲，这种病说得通俗一点叫作“软骨癌”。十九世纪时，那个以他的名字给疾病命名的医生，在卡宴的十来个苦役犯身上发现了这种病，那些苦役犯因杀人然后进行性暴力而被监禁。但此后这种病再也没有出现过。塔施把得这种病当作一种意外的荣耀：他身体肥胖，无毛无须，除了声音以外，活像个太监。他怕自己死于某种愚蠢的心血管病。在拟墓志铭时，他还记得提及那个德国医生的伟大名字，多亏那位医生，他将体体面面地死去。 说真的，这个成天坐着不动的大胖子竟能活到八十三岁，这让现代医学研究者大惑不解。他胖成那个样子，几年前就承认走不动了。他对营养师的建议置之不理，放开肚子大吃。而且，他每天抽二十支哈瓦那雪茄，但他喝酒很有节制，也早就不近女色了。他那颗几乎要被脂肪窒息的心脏为什么运行良好，医生们找不到解释。他长寿的原因跟将要夺去他生命的那种综合征的来源一样，神秘莫测。 围绕这场即将来临的死亡做如此大规模的报道，世界各国的媒体无不义愤填膺。读者也对媒体的这种自我反省反应强烈。根据现代新闻规律，被选中的记者越少，他们的报道便越让人期待。 传记作家已跃跃欲试，出版商也摩拳擦掌。当然，也有几个知识分子在寻思，这种惊人的成功会不会言过其实？普雷泰克斯塔·塔施真的有创新？不会是对陌生作者的天才模仿吧？他们列举了几个圈外人听不懂的名字作为依据，随后便投入地大谈起来。其实，他们自己也没读过这些作者的著作。 所有这些因素都齐齐地使这个垂死者不同凡响。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成功。 这位写了二十二部小说的作者住在一栋普通建筑的一楼。他需要一个没有楼梯的住所，因为他行动要靠轮椅。他一个人生活，没有任何宠物。每天下午五点左右，一个十分勇敢的女护士来给他洗澡。他不能忍受别人替他买东西，而要亲自去街区的杂货店买生活用品。他的秘书埃内斯特·格拉沃兰住在五楼，但尽量避免见他，只是经常打电话给他，他接起电话总是这样开头：“对不起，亲爱的埃内斯特，我还没有死。” 然而，格拉沃兰老是重复地对那些被选中的记者说，老人有很多钱，他不是每年把收入的一半都捐给慈善机构了吗？人们难道没有从他的小说的某些人物身上发现这种秘密的慷慨吗？“当然，他让我们大家都感到害怕，我首当其冲。但我坚持认为这种具有攻击性的面具是一种做作：他喜欢扮演一个残酷无情的大胖子，以掩饰溢于言表的同情心。” 这番话并没有使那些专栏记者感到安心，况且，他们不想丢掉别人所羡慕的那种恐惧，那种恐惧给他们蒙上了一层战地记者的色彩。 作家濒死的消息是一月十日传出来的。十四日，第一个记者得以见到作家。他进入公寓，里面漆黑一团，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看清坐在客厅正中扶手椅上的那个肥大的身躯。那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只用阴沉的声音含糊不清地说了句“你好，先生”，想让他自在些，但这个不幸的人显得更加紧张了。 “幸会，塔施先生。非常荣幸。” 录音机开着，等待这位沉默的老人说话。 “对不起，塔施先生，我能开灯吗？我看不清您的脸。” “现在是早上十点，先生。我在这个时候不开灯。而且，只要你的眼睛习惯了黑暗，你很快就能看清的。好好利用这段时间，听我的声音就行了。这是我好看的东西。” “真的，您的声音很美。” “是这样。” 沉默使这个闯入屋内的记者很尴尬，他在笔记本上记道：“塔施严肃地沉默着，尽量避免说话。”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