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的夏日 一个德国记者的中国观察

吴伟栗： 旅居德国华侨，长春市人，曾主修通讯工程、汉语言文学、经济信息学等专业。九十年代曾在中国从事边贸、运输、酒店、房地产等业务，1998年赴德国留学，2001年创立德国格兰茨公司（GLNZ GmbH），在**贸易、酒店、文化交流等多领域发展。2013年整理出版本书的德语版。 1898年是中国代有名的一年。德国《法兰福报》的记者保罗·戈德曼，受报社指派，在这一年来到了中国，专程对中国的经济、军事、司法等进行考察。他从香港登陆，经广州、上海深入中国腹地汉口、武昌、胶州、天津、北京，采访了李鸿章、荣禄、陈季同、广东总督秘书兼厘金局局长、上海道台等晚清人物。作为外国人探访中国的历史记录，该书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读者可以通过富有现场感的“他者”视角，感受晚清帝国在艰难危局中转型的重要历史细节，进而看到清末中国社会的鲜活风貌。 这既是一本历史书，也是一本文学书，有清晰的社会风貌，也有鲜活的历史场景。通过外国记者的眼睛，普通读者可以看到1898年的风情与故事，专业读者则可以验证某些史料和细节的真实。 ——作家 唐浩明 一个德国记者对清末官场和社会的观察，总不免带有一些西方人的偏见，但换个角度看，他的观察和分析也多有独到之处，常常是中国人自己容易忽略和熟视无睹的地方。应该承认，保罗·戈德曼的游历和采访，展示了国人未曾想到的1898年前后中国社会的一些原始样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马忠文 19世纪末德国《法兰福时报》记者的中国之行，记录了晚清通商口岸城市社会风貌的方方面面，也给今人留下了李鸿章、张之洞、荣禄、谭钟麟、蔡钧、王存善等人物的时代剪影，为我们了解“代中国”打开一双“异域之眼”。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戴海斌

出版说明 1898年，是中国代一个重要的年份。 1898年3月6日，清政府与德国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4月10日，德国记者保罗·戈德曼受《法兰福报》指派，从意大利热亚那港出发，对中国进行采访。 戈德曼乘坐的德国“普鲁士号”远航机械船出发后，穿越地中海，经由埃及、苏伊士运河、亚丁湾，远航至欧洲式东方新城——新加坡。而后，他从香港登陆，经广州、上海，一直深入到中国腹地，进行详尽考察。途中，他先后采访了时任广东总督秘书兼厘金局长王存善、上海道台蔡钧。从上海又沿长江乘船而下，在镇江、汉口、武昌等地停留。 在汉口，戈德曼参观了欧洲在中国内地建立的商业机构与修道院。在武昌，考察了湖广总督张之洞所聘德国教官主持训练的新式军队。在胶州湾的青岛、威海、芝罘（烟台）等地，深入探访了刚刚纳入德国租界的胶州地区。 戈德曼此行所见到的中国代史人物颇多。在烟台，他与原清政府驻欧洲外交官陈季同相遇。这是一位曾在欧洲大力推广中国文化的代史重要人物。在天津，他采访了清政府的陆军总领、直隶总督荣禄。在北京，他拜访了刚刚下野的李鸿章。 他记下的目睹所见，对于我们了解19世纪末沿途城市的风光风貌以及中国社会的面貌，有一定的帮助。尤为可贵的是，在书中，戈德曼对他所接触到的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智慧给予了高度肯定。他当时曾预言：上海会以数十年的努力，成为东方一座伟大的城市。这个预言后来成为了现实。 在书中，他也以记者的客观，披露了*初中国铁路规划过程中，欧洲列强资本竞争的内幕，以及中国经济与欧洲经济相融相斥的情况和列强之间的利益纷争。通过与清政府不同级别官员的互动，他记录下清末官员对改革和与西方合作的不同主张，以及民间对这种主张的不同反应。 保罗·戈德曼在中国的这段采访记录，观察细微，文笔优美，对中国民间和中国老百姓的认可度也很高。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很难能可贵。时隔百年，这本书能够被发现、翻译、出版，也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保罗·戈德曼作为德国记者，对中国是持友好态度的，在反对纳粹等重大历史问题上，他的立场和气节也是令人赞赏的，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在这本书中，他是站在德国的视角看中国的，有时候表达就难免会沾染一些殖民的色彩，某些时刻甚至会流露出殖民者的口吻。这显然是一种历史局限，也是他的偏见，所以我们中国读者在肯定这本书的历史史料价值的同时，还需要对殖民化表达提高警惕，需要持批判的立场去阅读与理解相关内容。 读史以明志。放眼今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多灾多难的古老中国终于摆脱了受制于人的厄运，迎来了崭新而令人振奋的局面。 中国与世界，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我们需要历史的沟通、文化的沟通，需要消除偏见，需要相互尊重。这也是这样一部史料著作在今天出版的另一种价值和意义所在。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后记/吴伟栗 2011年的初秋，我第*次前往亚得里亚海岸。在地图上看，从维也纳出发，穿过斯洛文尼亚，是到达亚得里亚海边城市的里雅斯特的*路线。在夜幕低垂的傍晚时分，我进入斯洛文尼亚边境，斯国海关警察把我拦了下来。尽管斯洛文尼亚是申根协定国，按协约应当撤消边境检查站，但他们依然要求检查我的证件。我递交了我的全部合法证件，斯国海关警察看后说，证件没有任何问题，但我没有买高速公路票，要缴纳罚款160欧元。事实上，在进入斯洛文尼亚之前，我一直都在留意公路两边的商店、加油站。我已经预想到进入这个国家是要购买高速公路票的，但是，一路上并没有看到任何营业场所。按理这个时候再买也是可以的，可是两个警察不由分说就要罚款，而且，态度十分蛮横，直接扣下我的护照与驾照。看来不交罚款人走不了了，这个从前南斯拉夫分离出来的国家，经济上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警察也是见钱眼红了。对我来说，时间可比金钱更重要，只好交了160欧元的买路钱，继续这趟亚得里亚海的旅程。 我原打算在这个国家的首都停留一两天，了解一下他们的历史、文化与城市风貌，但经历了与斯国海关警察不愉快的纠葛，我对这个小国家兴趣全无。驱车穿过斯洛文尼亚进入意大利，大约有两百多公里的路，汽车疾驰不到三个小时，我就来到了亚得里亚海边的意大利城市——的里亚斯特市。 已经是午夜，汽车驶出高速路沿着盘山公路向下，远处是一片灯光，看来这座城市的规模很大，远远超出我之前的想象。驶入市区，马路开始由宽变窄，柏油路变成了石头路面。古老的街道、老旧的房屋，一切都是一座有历史的城市应该有的样子。 我在欧洲学习、生活多年，每到一座城市我都喜欢去看古董店和邮票店。徒步古老的街道寻觅历史痕迹，是我在外旅行的*大爱好。这座城市依山而建，环抱亚得里亚海岸。我住的威斯汀酒店位于城市的山顶，从高处沿着狭窄的石头街道走下来，山脚下就是这个城市的中心。这一天是星期六，恰逢城市的周末跳蚤市场，我逛了一圈并没有什么收获。于是，我沿着古老的街道漫步前行，来到一家古董店前，这么偏远的地方，应该会有什么宝贝吧？旧货琳琅满目，然而我在里面足足转了半个小时，也没找到什么特别的东西。 当我打算离开的时候，礼貌性地问了一下店老板：“您这里有来自亚洲的东西吗？”老板看了看我，想了一下，然后，用德语回答道：“我们店里有本一百多年前的书，里面写的是中国的故事，您有兴趣吗？”说着他从身后书架上找出两本书，小心翼翼地递给我。我看了一眼书的封皮：Ein Sommer in China，意思是：一个夏天在中国。这是一套上下两册的旧书，泛黄的封面与僵硬的纸张略有破损。我小心翼翼地打开来看，竟然全是古典字体的德文。我没有学过古典字体德文，一时间看起来有些吃力，也看不出什么门道和价值来，但我想，既然是一百多年前的出版物，就当是古董买了也不错。 只经过一个回合的讨价就成交了！这店铺里陈列的旧书不计其数，我估计店老板自己都没有读过这本书。他或许也不会想到，这本书对我们中国人而言意义重大，它给了我们一幅尘封百年的中国历史画卷。 一周以后，我回到了法兰福的办公室，立即把书拿给我的朋友乌利先生，请他认真看看，然后把里面的内容大致整理一下，告诉我。乌利先生是德国的经济律师，父亲曾经是德国政府的官员。他接受过德国和瑞士两国的大学教育，如今年七十岁，知识渊博，他是看得懂古典体的。乌利先生用几天时间把书读了一遍，然后，兴致勃勃地来到公司，坐下来给我详细介绍这本书的内容。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时任《法兰福时报》的记者保罗·戈德曼先生，受报社指派，于1898年前往中国，专程对大清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司法、出版、宗教等进行考察。他四月从意大利北部热亚那港口出发，乘坐德国普鲁士号远航机械船，由地中海经埃及萨德港、苏伊士运河、红海-亚丁湾，远航至东方欧洲城新加坡。他从香港登陆中国，经广州、上海深入中国腹地。1898年是中国的戊戌年，整个夏天，他先后拜会了广东总督秘书兼厘金局局长、上海市市长、两个通商城市的地方要员。他沿长江乘船而下，在汉口、武昌、镇江等城市都有所停留，对中国铁路建设中列强资本竞争的内幕有所了解。他在武昌考察了德国军官训练营，结识了湖广总督张之洞，记录了德国工程师与军事教官在中国工作的全过程。然后，他又前往胶州湾青岛、威海、芝罘（烟台），探访刚刚纳入德国租界的胶州。接着，他从烟台继续北上到达天津，访问、参观了天津武备学堂，拜访了陆军总领、直隶总督荣禄。此时，北京发生了戊戌变法，他被困在天津多日。待戒严解除，他进入北京城采访，拜访了刚刚下野的李鸿章…… 听了乌利先生的介绍，我顿感这本书的重要性。外国人写中国的书有两本，一本是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一本是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而这本《一个夏天在中国》时间正好介于这两本书之间。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这应当是第三本历史价值重大的、外国人探访中国的书。德国记者对1898年中国社会的描述，无论是什么样，应该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尤其是他曾在那个特殊的年份，与清政府官员对话，一定能够为已有的历史叙述提供一些参照，说不定能提供我们更多关于戊戌变法，关于中华帝国在艰难危局中转型的重要历史细节。我预感，这一定是一本记录中国历史的好书！ 我马上请乌利先生着手调查这本书的作者。首先，我们从记者任职的《法兰福时报》入手，由乌利先生代表公司发了问询函，遗憾的是，今天的《法兰福汇报》与之前的《法兰福时报》之间，并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继承关系。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他们亦无法找到关于这本书的更多信息。但是，他们告诉我，因为作者反对纳粹，这本书曾经被列为*书，纳粹时期要求全部销毁。我们在报社的建议下，马上与德国版权管理机构联系，他们很快给了我们书面答复：该书已经过了七十年解*期，我们可以申请获得再版的权利。由于原书是古典字体德语，普通人阅读困难，于是，我委托乌利先生用了一年时间，将古典德文逐字转换成现代德文，2014年在德语国家出版。为完成这套书的整理工作，我的朋友乌利先生用眼过度，患上了严重眼疾，待完成文字转换的时候，他的左眼几失明。2017年12月21日，乌利先生因骨癌在法兰福去世。他是我亲密的朋友，也是很多中国人的好朋友，在德国法兰福、巴登洪堡，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都曾获得过他的法律援助。他爱中国，乐于帮助中国人，遗憾的是，他没有来过中国。我答应要带他一起来中国看看，我们说好了，晚年他在我身边养老……这成了我一辈子的疼。 自2015年开始，我就着手这本书的中文翻译工作。由于作者的宗主国横跨普鲁士、奥匈帝国以及魏玛共和国向第三帝国的演变进程中，他的语言南北混杂，我几乎找遍了中国的德语翻译大家，都无人肯接受这本书的翻译工作。我也深知这套书的翻译难度很大，但是，我也深知，对研究中国历史的价值而言，这样富有现场感的记录有多么难得！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外国记者的采访与描述，从“他者”的视角，换一个眼光看到清末中国社会的真实风貌。就算是“片面”的真实，也万分宝贵。 我下决心要完成这本书的翻译工作，没有人愿意干，我就组织人自己干。我和乌利先生，还有他能找到的，能够识别古典德文的朋友和专家一起工作，2017年，中文直译工作基本结束——深切怀念我的朋友乌利先生！ 原著于1899年在德国出版发行后，1900年很快发行了第二版。作者为了确保历史记录的准确，在再版时根据后来的事态发展做了一些注解。我买到的恰恰是第二版，所以，读者能更好地了解这本书的全貌。翻译过程中，查阅历史资料是必不可少的工作，为了便于今天的读者理解，我也对一些人物与事件做了注释，这些注释在这本书中都以脚注的方式呈现出来了。 这本书在翻译整理的过程中，得到了我的同学全晓煜、李雪玉，中央电视台董浩先生，山东大学白洪声教授，我中学时代的班主任程晓刚老师的支持。2018年夏季，香港知名时事评论员郭一鸣先生来德国，我向他介绍了这本书的发现过程和内容，他以职业嗅觉肯定这本书的价值，为此，在香港《大公报》对这本书做了大量报道，并获得了《大公报》社长姜在忠先生，香港皇朝家私谢锦鹏先生的支持。根据郭一鸣先生的建议，我对保罗·戈德曼的生平做了深入调查，很快，我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查到了作者的生平资料以及后来的命运。 保罗·戈德曼（Paul Goldman），1865年1月31日生于德国布雷斯劳市（现为波兰弗罗茨瓦夫市），1935年9月25日在维也纳去世。他是奥地利及德国新闻工作者，公关人员，旅行作家，戏剧评论家，翻译和戏剧散文和小型戏剧的作者。保罗·戈德曼父亲古斯塔夫·戈德曼是当地的商人，母亲莱门汀·尼·玛姆罗斯是家庭主妇。 他在德国布雷斯劳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在获得法律博士学位后前往维也纳，在他叔叔马姆罗斯主持的《在美丽的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杂志工作。保罗·戈德曼是现代戏剧的狂热者，通过其叔叔认识了阿瑟·施尼茨勒这样的作家，并与他的亲密朋友理查德·比尔·霍夫曼和雨果·冯·霍夫曼施塔尔进行了早期的出版。 施尼茨勒在1889年与戈德曼的一次会谈中写道:“我接受了马姆罗斯先生的邀请访问编辑部,这次与他的代表和侄子会面,这是那封友好的录取通知书的作者,二十四岁,和蔼可亲的绅士。保罗·戈德曼博士,身材粗壮,有点驼背,卷曲的头发,”明亮、美丽的蓝眼睛。我们立即彼此了解,对生活和艺术中的大多数事物都有相同的看法。 而在 Bernhard Reich的印象中他是一个花花公子。戈德受是维也纳现代主义代表人物。他曾担任维也纳国家石油公司和蒙达格斯的外部雇员。从1890年到1892年,他是维也纳 NeueFreiePresse编辑协会的成员。 戈德曼与艺术赞助人珍妮·毛特纳和她的丈夫,实业家伊西多毛特纳在一起。他结识了记者兼作家朱利叶斯·鲍尔和作家兼文化历史学家埃尔明·洛特。 从1892年至1902年,他在布鲁塞尔、巴黎和中国担任《法兰福日报》的记者。1896年,由于德雷福斯事件,他与法国反犹太新闻记者Lucien Millevoye之间发生了一场手枪决斗,*后以放弃告终。 从1902年开始,他在维也纳,也在柏林担任《维也纳新自由报》的戏剧记者。他负责奥托·勃拉姆斯的导演工作,有时还涉及麦斯·莱因哈特的喜剧评论。1908年8月,他在维也纳与伊娃·玛丽亚·弗朗结婚(1937年11月2日,自杀身亡)。女儿 Franziska生于1911年5月29日,1938年3月29日离开维也纳前往米兰,1940年底移居巴西里约热内卢,于1963年去世。 戈德曼在第*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了战地通讯员。战后在德国将权力移交给国家社会主义者之后,他因为反对国家社会主义,于1933年8月在米兰被盖世太保逮捕,同期遣返回维也纳,1935年9月25日在维也纳去世,享年七十岁,葬于维也纳城市公墓。2018年10月我们查到他的资料,并在维也纳找到了他的故居,同时在维也纳公墓管理处,找到了戈德曼先生墓地的编号。由于墓地费用支付到1994年6月5日,此后无后人前来支付,墓地管理部门无法联系上其后人,只能按惯例给予20年的延期,2014年6月5日作为无主墓处理。现在墓碑已经不存在了! 保罗·戈德曼的主要作品: 《中国的夏日》,游记,共2卷,1899年； 《一个不应该的合谋》,三幕喜剧,1902年； 《新方向》,(关于柏林剧院表演的辩论性论文)1903年； 《引人入胜的迷宫》(关于柏林剧院表演的文章),1905年； 《徳国舞台的衰落》关于柏林剧院表演的辩论性论文,1908年； 《文学作品和创作方向》(关于柏林剧院表演的辩论性论文)，1910年； 《与兴登堡元帅一起——1914年在总部的一个晚上》,1914年； 《从里尔到布鲁塞尔》(包含德国陆军西方阵地和战斗的照片),1915年； 《与兴登堡的对话》1916年； 《赖兴巴赫伯爵的沦陷》1923年。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臧永清社长的大力支持，感谢资深编辑付如初博士对翻译稿件的精心打磨。如果不是这本书的特殊价值，我原本是不会想到自己此生会做翻译工作的。尽管我拼尽了全力，但在文字方面依然有很多欠缺。付如初博士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的职业操守，协助我完成了四十万字文稿的整理工作。她逐字逐句帮助我修改润色，核对史料，核对原文的准确含义，探讨表达的分寸和细节。如果没有她的帮助，您面前的这本书，不会是这样令人欣慰的面貌。当然，此中错讹还是难免，这些都是我的责任，盼望读者慧眼指出，帮助我让书稿更臻完善。我的邮箱地址：info@glanz-verlag.com 我期望这本书能够留存下去，为中国历史保存一份珍贵的史料，更为中国人保存一段值得铭记的记忆。古老的中国步履艰难走过的那段岁月，学过历史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我们无法忘记国家贫弱时候的屈辱，因而才会更加珍惜国家富强之后的自豪。 2021年7月于德国国王湖 目录 第*章 登船“普鲁士号” 第二章 复活节早晨在塞得港苏伊士运河 第三章 红海—亚丁 第四章 科伦坡的一日一夜 第五章 新加坡 第六章 香港 第七章 往广东与沙面的珠江上 第八章 广东 第九章 王道台的招待会，广东总督的秘书 第十章 从香港到上海 第十一章 上海 第十二章 拜会上海蔡道台 第十三章 中国夜生活 第十四章 关于中国铁路 第十五章 在中国的德国军事教官 第十六章 中国的报章媒体 第十七章 长江上 第十八章 汉口 第十九章 武昌 第二十章 胶州印象 第二十一章 北直隶海湾 第二十二章 陈季同将军 第二十三章 从芝罘去天津 第二十四章 天津 第二十五章 天津武备学堂 第二十六章 在天津拜访直隶总督 359 第二十七章 北京危机 第二十八章 拜访李鸿章 第二十九章 北京 第三十章 回家 后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