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慌帝国 传染病与统治焦虑

有关疾病、混乱和灾难的消息或谣言的传播都会引发殖民恐慌，本书通过对相关恐慌传播图景的描绘，让我们得以及时而审慎地理解，传染病是如何加剧帝国的统治焦虑的，新技术在语言和交流上的应用是如何加速恐慌的。恐慌会进一步促使政府干预，并动摇或巩固全球力量的行使。书中涉及的多为一个世纪前的历史，但对今天仍有现实意义。——纳扬·萨哈，南加州大学

本书从比较视角和历史维度研究作为一种帝国现象的恐慌，特别是传染病，如霍乱、鼠疫、流感，以及20世纪末新出现的传染病等引发的恐慌。通过对19世纪初的东亚到21世纪的美国等一系列案例研究，本书探索了西方政府机构、政策制定者、规划者和其他权威机构为理解、应对和消除由传染病和其他危机引发的恐慌所做的尝试。本书还研究了从电报到医疗技术和公共卫生等多种技术对传播和约束“恐慌”信息所起的作用，考察了帝国复杂关系网络和恐慌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疾病威胁会产生特定焦虑和集体恐慌的结论。

引言 恐慌：解读蛛丝马迹
原始还是现代？
帝国、网络和对立知识
恐慌危机是一种病
各章节概要
与时俱进的思考
第1章 帝国与恐慌之地
两大恐慌事件
恐慌与非人类
第2章 在中国怒火渐升：广州十三行的火灾与恐惧
易燃的广州
沮丧和无助：1822年大火
火灾与中国人的性格
火灾是（ 或不是）机遇
火灾与不满
第3章 传染病下的机遇：恐慌、检疫和1851年国际卫生大会
霍乱下的机遇：检疫隔离和国际卫生条例
1851年国际卫生大会：传染病外交先例
欧洲卫生当局与统一化尝试
国际仲裁法院与主权丧失的恐惧
“东方”的机遇
结论
第4章 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后的健康恐慌、移民和生态交流——以印度、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为例
气候与移民
提议的影响
山间避暑小镇和桉树
可互换的帝国场所
结论
第5章 1896—1919年印度鼠疫和流感暴发：疾病、谣言和恐慌
印度的鼠疫恐慌
从恐慌中退缩
流感疫情
恐慌的需求
结论
第6章 电缆传递的恐慌：传染病和电报世界
电报监测与1889—1992年的流感暴发
香港与电报世界
传播危机：电报文
结论：超越戏剧论
第7章 不要惊慌！——从黄热病到生物恐怖主义“激动又恐惧”的公众心理
黄热病
流感、天花、猪流感
从冷战到反恐战争
结论：评判恐慌
第8章 调解恐慌：1936—2009年的“新兴”传染病威胁图像
回到未来：“新兴”疾病简介
“现代化”的疾病
新兴传染病威胁图像
疾病的五种图像
调解恐慌与现代矛盾心理
结论：可见性和恐慌
后记 恐慌的过去与全球的未来
参考文献
索引

     恐慌：解读蛛丝马迹 亚洲幅员辽阔，人口密集，民族多元，这些问题引发的焦虑一直是殖民档案中挥之不去的主题。对众多殖民者来说，亚洲广袤的大地似乎无视划分逻辑。例如，19 世纪的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档案中就反映出统治者认识不清，面对异见者的谣言十分不安。档案文件里非但没有显现出殖民当局精明的集权化运作，反而揭示了其存在普遍的怀疑和不确定性。 殖民地的不安全感促使人们创造出了环形空间，即“确定的飞地”，以减轻“迷失在帝国中的普遍焦虑”。正如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观察到的那样，“焦虑”，而非“恐惧”，或许更适合描述这种殖民反应，因为它没有“确定的因果关系”。除了不确定的预兆，即一种什么事情即将发生的感觉，对于殖民地的不安，通常没有确切理由。 在香港（见第六章），少数英国人管理着众多中国人，这种数量悬殊引起了潜在焦虑，在零星的反西方示威中凸显出来。在关于1891 年人口普查的报告中，香港总登记官指出，欧洲人开始把香港视作“较为的家，因此，所谓的‘家庭生活’比以前更丰富了”。但在总人口221441 人中，只有795 名英国男性和300 名英国女性。尽管大多数西方人不懂中文，但当地的中文“揭帖”和相伴而来的流言蜚语，还是引发了要求港英政府镇压暴乱的呼声。这就是1894 年鼠疫大流行时的实际情况：反英揭帖首先在香港街头出现，并逐渐传播到内地的广州，虽然港英政府当局试图实施严苛的卫生措施以控制鼠疫的暴发——包括挨家挨户搜查，在私人宅邸强行消毒（印度的鼠疫中就有记录，见第五章）等措施。 时任香港总督威廉·罗便臣爵士（Sir William Robinson）谴责“文人墨客”制造了“毫无根据的恶意谣言”。“为了阻止鼠疫，政府决定从每个学校中挑选一些儿童，摘除他们的肝脏，作为能够治愈鼠疫患者的药方。”相关谣言在香港学校中的中国人之间流传，结果使得当地人的“恐慌，就像野火一样蔓延”。港英政府向广州地方衙门频频施压，要求其遏制“在港治疗鼠疫的谣言”，以防止“ 谣言歪曲事实”，并要求下令逮捕“ 造谣生事者”。恐慌具有传染性，由谣言产生，又进一步滋生谣言，并产生恶性循环。“惊恐万状”的中国人让港英政府也高度紧张，后者一直对煽动性言论和反动分子的叛乱保持警惕。鼠疫又助长了谣言蔓生，中国人和欧洲人都陷入恐慌，纷纷逃离。1894 年5 月31 日，英国什罗普郡团（Shropshire Regiment）的乔治·维思（George Vesey）上尉感染鼠疫，几天后死亡，这证明即使华人为此次鼠疫的主要患者，欧洲人也不能幸免。香港“市民医院”（Government Civil Hospital）的主管医生詹姆斯·劳森（James Lowson）在其日记中写道：“欧洲人和日本人也纷纷搭船离开香港回国，这几乎演变成了一场逃港的大恐慌。”正如微依那·达斯（Veena Das）对印度谣言的描述，这种“引发恐慌的谣言创造了一种镜像，侵略者开始在镜像里进行身份认同，甚至将自己视为受害者”。 当香港媒体报道坊间出现的煽动性揭帖时，港英政府收到了来自印度的情报，说在印度，树木被神秘地抹上了泥浆。这让人不禁想起1857 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前的情形，当时作为起义信号的“印度薄饼”（chapatis，一种未发酵的印度面包）逐渐在印度土兵中传递，并在短短几个月内传遍了印度北部广大农村。涂上泥浆的树木被多疑的殖民者解读为暴动前的不祥征兆。因此，此时将香港出现的恶意揭帖和印度涂抹树木的单个奇异事件列举在一起，似乎暗示了某种时空的连续性。对某时某地暴动迹象的解读可能会迁移到另一个情境，以解读类似的神秘迹象。达斯写道，谣言和恐慌“在过去的某些区域，在两件似乎毫不相干的事件之间创造出一种连续性”。 殖民当局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凸显了殖民协议的不确定性及对殖民协议的错误认识，也凸显了沟通（或误解）在恐慌制造中的关键作用。正如艾莉森·巴什福德在本书后记中所言，恐慌与“交流及言语接触密切相关，从词源上看，又和传染紧密联系。恐慌，在人群和区域中的蔓延，成为一种超越个人和地方的现象，离不开交流和传播媒介。这种‘接触’就是恐慌实现传播、交流以及如何变得‘常见化’的方式”。然而，这种交流的确切内涵常常受到质疑。正如1871 年《弗雷泽杂志》上一篇《中国人对欧洲人的真实看法》的文章指出：“表面上，中国人和外国人友好相处，但在内心深处，他们极其厌恶老外。”这就是在殖民背景下交流的模糊性，外在形式和内在意图总被认为是有差异的，即使社会治理也是根据种族差异进行严格划分的。殖民国家的代理人往往认为，有效治理要透过“事物的表面”洞彻本质，以预见当地反动分子的煽动言论和公开暴动的表现。这就需要建立起集监管、信息收集和情报评估的一套完整体系，即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n）提出的殖民主义“研究模式”的三要素。 1894年香港和印度相继爆发的恐慌阐明了本书所探讨的一些主题：，历史事件如何在大英帝国中发挥解读现在和预测未来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