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啸山庄

艾米莉·勃朗特和她的《呼啸山庄》，至今仍然是英国小说目前谜一般的存在。夏洛蒂·勃朗特说：在艾米莉“和世界之间始终需要一位诠释者”，“三联精选”本的《呼啸山庄》努力诠释新解，更在翻译中不断尝试现代汉语弹性的合理延展。

《呼啸山庄》是世界文学目前毋庸置疑的经典作品，小说中浓郁的地方写实特色内蕴着原始创造的力量；借助被解构的语言与不可靠的叙述者，艾米莉让我们反思语言是否能够表达真相；凯瑟琳与希斯克利夫之间炽烈而特别的爱以及小说中并未提供单一意义的纷纭反复的象征意象构成了强大的阅读吸引力。

导读 穿越荒原狂飙的冷峻目光 李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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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啸山庄
译后记 《呼啸山庄》的“中国匣子” 李晖

     毫无疑问，《呼啸山庄》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只不过它的性质、缘由、象征和伦理意义究竟为何，仍然众说纷纭。 夏洛蒂在1850年再版序言里指出，希斯克厉夫对凯瑟琳的爱，是一种“猛烈的非人间的感情”。它是一种激情和“烈焰”，“在恶魔的邪恶本质里沸腾燃烧”，足以构成一个饱受折磨的地狱，导致“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地狱同行”。 对于初读这一文本的人来说，即使抛开道德层面的评判，这种激烈情感也确实容易显得不可理喻。 青年希斯克厉夫在风雨之夜逃离山庄前，凯瑟琳在厨房里向奈莉坦露心迹的那段话，可以说是最经典的爱情表白：“他比我更像我自己。不管我俩的灵魂是什么做的，他和我的都一模一样。”然而，这句话必须要放回当时的语境里看，因为它并不是单纯的你侬我侬。此前她已经坦言，如果嫁给一文不名的爱人，“就等于自轻自贱”。为了不让他抱有希望并感到痛苦，“他永远都不要知道我有多爱他”。她对希斯克厉夫的爱，并不妨碍她喜欢埃德加，所以才会决定嫁给后者。但“我对林登的爱就像森林里的枝叶。时间会改变它，我很清楚，就像冬天改变树木那样—我对希斯克厉夫的爱就像地下的永恒岩石—几乎察觉不到的欢乐来源，却是必需”，所以任谁也不能将她和希斯克厉夫分开。她嫁给埃德加，就可以“帮希斯克厉夫提升自己，让他摆脱我哥哥的势力影响”。面对这种近乎精神通奸的婚前设计，难怪奈莉要指责她说：“这是你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成为小林登太太时，到目前为止提供的最糟糕的动机。” 当这种求而不得的激情达到炽烈状态，其表现形式甚至会像是刻骨铭心的仇恨。希斯克厉夫在凯瑟琳病榻前伤心欲绝，然而当他在屋外树林边不眠不休地守候了一整夜，终于获悉凯瑟琳的死讯时，他瞬间迸发出的话语，竟然跟咒骂没有差别：“但愿她在痛苦折磨中醒来！……凯瑟琳·恩肖，只要我还活着，希望你不得安息！你说我害死了你—那你的魂灵就来纠缠我吧！”与这段话形成呼应的，是他后来向奈莉讲述：自己如何在夜间私自挖开凯瑟琳的坟墓，听到头顶上方的神秘叹息，并且感觉到黑暗之中“某个真实的形体”存在。“一阵突如其来的解脱感从我心头涌出，并流遍四肢百骸。我放弃了我的痛苦劳作，瞬时间获得了慰藉”。然而 凯瑟琳的幽灵始终忽隐忽现，“就像在世时常见的态度，对待我浑如魔鬼。从那天起，我就变成了这种不堪折磨的戏弄对象”！可以说，时常以魔鬼形象出现在洛克乌和奈莉面前的这个人，生前一辈子都在跟他“浑如魔鬼”的恋人纠缠不休，只有死亡才能让他们永远团聚。 这种蔑视礼仪、渴盼合而为一的炽烈情感，研究界笼统将它归类为原始而直觉的浪漫之爱。确实，勃朗特家的孩子都深受浪漫主义作品的影响。尤其是曼弗雷德和该隐那些阴沉、孤独、暴烈的“拜伦式英雄”。切特罕姆认为，雪莱在写给艾米莉亚·维韦亚尼的诗歌《埃皮普锡乞狄翁》（Epipsychidion）里，陈述了“爱即是灵魂合一”的新柏拉图主义概念，或许让这一位艾米莉产生了共鸣。〔1〕 《呼啸山庄》作为“伟大的散文体诗歌之一”，与德国浪漫主义渊源颇深。凯瑟琳所说的“他比我更像我自己”，很可能受到了霍夫曼的“生魂”（Doppelganger，或译“二重身”）和分裂人格概念的影响。〔2〕不同于拉斐尔前派的罗塞蒂使用绘画作品《他们是怎样遇见自己》（HowTheyMeetThemselves）表现一对中世纪恋人在森林里遇见自己生魂时的恐惑反应，当凯瑟琳从希斯克厉夫身上看到自己时，却感到须臾不可分离的吸引。希斯克厉夫从哈瑞顿和小凯瑟琳“一模一样”的眼睛里看到自己去世的恋人，“立刻解除了武装”。这种情感里究竟有多少自恋与忘我，已经无法区分清楚。 关于这种爱情的本质，当然还有其他“非柏拉图”式的看法。例如，毛姆认为艾米莉具有同性恋倾向，《呼啸山庄》是她“凌厉而被压抑的情感”表达，而男女主人公则是她施虐和受虐欲望的寄托，揭示了她“最内在的本能”。“我想不出，还有哪部小说里的痛苦、狂喜和爱的残酷可以得到如此有力的阐发。”〔1〕至于主人公在世为何不能相爱，还有一些荒诞不经的说法，例如希斯克厉夫身上有布兰威尔的影子，他与凯瑟琳共同成长，彼此情感里隐含了兄妹乱伦的禁忌。迈尔斯在排除过度解读的同时指出，这部长期被视为“纯真无性”的文本，确实充满了大量的性隐喻和象征，并反映出靠前抑制的性感。 艾玛·梅森则认为，他们这种无休无止的爱恋与纠缠，源自卫理会代表的宗教狂热，而不是浪漫主义激情，“他们使用复兴派修辞术里那种经过地狱之火炙烤的语言，各自发表充满了苦痛煎熬的演说”。他们体现的“热忱”（enthusiasm），是卫理会传教时的典型语言与情绪表征。艾米莉塑造出这两位充满“热忱”的人物形象，本意是要借助故事批评这种宗教狂热。这也是她的作品为何显得“男性化、不自然和怪异”的原因。 或许，就像J。希利斯·米勒强调的：虽然小说“展示出大量的材料引导人们进行阐释”，例如纷纭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