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经注疏(1-25)

阮刻十三经注疏点校说明 《十三经》是中国历史上对中华文明作用优选、影响时间最长的重要文献。《十三经》的形成以及注疏文本的产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情况比较复杂。由于形成的历史跨度大，文字的载体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因而文本的流传也呈现出复杂的情况，从口耳相授到记于简帛，从手工抄写到雕版印刷，从经、注、疏、音义的分离到四体合一，无论学者的水平多高，付出的劳动多大，鲁鱼亥豕，在所难免。《十三经注疏》文本的形成，经历了单经本、经注本、单疏本、经注疏合刻本、经注疏附释文合刻本的复杂进程，我们今天看到的《十三经注疏》，从宋代福建建阳刊刻附音本开始，到明代闽中李元阳刊本、万历北监本、汲古阁毛氏注疏本，辗转翻刻，形成了不同系统的版本，注疏文字也多有异讹。 清代学者阮元于嘉庆四年在浙江创办诂经精舍，召集了段玉裁、顾广圻、徐养原、臧庸、洪震煊、严杰、李锐、孙同元等著名学者，对《十三经注疏》各种版本进行研究，校勘文字，撰写校勘记，对经注疏文字错误多有订正。后又在此基础上，以南宋建刻十行本之元代翻刻本为底本，于嘉庆二十年在南昌府学重新刊刻，附有由卢宣旬摘录的《校勘记》，题为《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这就是俗称的“阮刻本”。阮刻本的问世，无疑为学者提供了一个经、注、疏、音义四者俱全的版本，加上附有校勘记，使读者能进一步了解《十三经注疏》本的版本文字异同以及辨析正误，为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不过，阮刻本虽然比前代版本前进了一大步，但由于历史条件的，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一是底本选择欠佳，元刊本的质量远远不及宋刊本，因阮元受当时条件，无法找到宋本，我们无法苛求。二是文本仍然存在很多错误，既有沿袭底本的错误，也有新增的刊刻错误。三是《校勘记》与底本不配套。阮元《校勘记》先成，又成于众手，所谓“授经分校”，即李锐校《周易》、《穀梁》和《孟子》，徐养原校《尚书》、《仪礼》，顾广圻校《诗》，臧庸校《周礼》、《公羊》、《尔雅》，洪震煊校《礼记》，严杰校《左传》、《孝经》，孙同元校《论语》。据《宋本十三经注疏经典释文校勘记》凡例称，《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左传》、《公羊》、《穀梁》、《论语》、《孟子》十经以宋版十行本为据，《孝经》以翻宋本为据，《仪礼》、《尔雅》则依单疏本。实际上，各经的校勘并没有严格按照凡例进行，如《尚书正义》、《仪礼注疏》是以毛晋刻本为校勘底本，《论语注疏》的底本不明。各经校勘所依据的文本，也并非后来刊刻用的底本，在刊刻《十三经注疏》时，《校勘记》又经卢宣旬删改移录，由此造成校勘记文字与底本多有抵牾。四是《十三经注疏》内容面广量大，注疏内容本身存在的引用文本错讹衍倒的问题没有一一纠正。历代多有学者加以考证，而阮元《校勘记》未能全面吸收。 阮刻本自嘉庆二十年刊刻以来，先后经历过道光至民国之间的十余次翻刻，据《中国丛书综录》、李锐清《日本见藏中国丛书目初编》及各地图书馆等馆藏文献调查，主要版本如下： 嘉庆二十年（1815）南昌府学刊本； 道光六年（1826）刊府学教授盱江朱华临重校本； 同治十二年（1873）江西书局刊本； 光绪十三年（1887）上海脉望仙馆石印本； 光绪十三年（1887）上海点石斋石印本，光绪二十三年（1897）重印本； 民国十五年（1926）上海锦章书局石印本，民国二十一年（1932）重印本； 民国二十四年（1935）上海世界书局石印本。 道光以后刊本，皆以南昌府学本为祖本。综合《十三经注疏》总体情况考察，南昌府学本因刊刻比较仓促，错误较多，江西书局、脉望仙馆、点石斋、锦章书局、世界书局的刊本在南昌府学本的基础上有所改进，但各本均新增了不少版刻错误。相对来说，道光重刊本改正了南昌府学本的不少错误而新增错误较少，在阮刻《十三经注疏》版本系列中具有代表性。 阮刻本的点校，此前已有李学勤先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简体横排和繁体竖排本，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于2001年陆续出版的分段标点本。前者底本依南昌府学本，但只把阮元《校勘记》作为出校的参考而不是完整保留。后者只标点，不校勘。另外，上海古籍出版社自2007年开始陆续出版的《十三经注疏》本，各经采用不同的版本，分头点校，并非专门针对阮刻本的整理，迄今尚未出齐。上述成果都为我们这次点校整理提供了很多借鉴。 《十三经注疏》文本经历的时间很长，版本众多，存在的问题颇为复杂。这次点校，虽经历十余载，黾勉为之，但限于学识，难以毕其功于一役，错误在所难免，衷心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方向东 二○二一年六月

《十三经注疏》是唐宋时期的学者在前人注释基础上，对《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十三部儒家经典所做的疏解注释，内容涉及历史、哲学、语言、文字、文学、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等方方面面，是中国经学史、哲学史、思想目前举足轻重的典籍，是中国历史上对中华文明作用优选、影响时间最长的重要文献，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和文化积累价值。清代学者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是整个版本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支。此次点校整理阮刻本，以道光丙戌本为底本，以南昌府学本、日藏北监本、日藏闽刻本等众多本子为校本，简体横排，采用全式标点，并将原位于卷后的阮元校勘记移至每段之后，便于读者阅读使用。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先后任礼部、兵部、户部、工部侍郎等职，谥号文达。在经史、数学、天算、舆地、金石、校勘等方面造诣精深。方向东，生于1954年11月，安徽太湖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相关著述有《贾谊新书集解》《贾谊集汇校集解》《鬼谷子注评》《孙诒让训诂研究》《大戴礼记汇校集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