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综合征

像艺术家那样将熟悉的世界陌生化，使自己的人生焕发新意义，这是作家西闪最近持续思考的主题。作者认为，在当下这个冲突加剧的时代，每个人都可能遭遇文化冲击，产生不适感或幻灭感。为应对这种“巴黎综合征”，我们要做两手准备：一方面，要通过阅读来接种观念的疫苗，让自己低烈度地体验各种文化症候带来的纷繁感觉，从而产生免疫力；另一方面，要学会以艺术家的眼光看待世界，用视角的新奇治愈习惯的慵懒。书中辑录的这些思想随笔，既是观念的疫苗，也是审美的技巧。书分三辑，主要讨论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医学人类学、艺术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并通过这些话题引导读者思考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人与自身的关系。这部充满跨学科意味的思想随笔，试图指引读者在复杂多变的世界里勤于思考、善用想象，摆脱因熟悉而造成的偏见，重塑面向未来的信心。

辑一 信念与真相
为什么不杀光？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
只是一个疯子可不够
当一种美学理论诞生在神经科学的鸟巢里
古代法官的传奇与幻梦
精英的反叛与大众的反叛
走一条让讣告作家为难的人生之路
请将你的道德感切换至手动模式
大脑、选择与枪支
生死概率
当瘟疫像焚毁一切的山火
被时间绑架的现代人
用责任把思想与人生连在一起
一群知识人的黑暗史
在艺术的名利场上
逆转人生，绝非偶然
纯洁的信念让人失去想象力
玻璃：超越人的尺度
当浪花飞溅，礁石不再坚硬
为什么谎言比真相跑得快
辑二 记忆之谜
从国家认同里搭救个体记忆
当一种文化失去初心
脑中自我与个人主义
从民族神话的束缚中解放
在“温柔的暴君”面前俯首称臣
一个世纪的“隐藏人物”
传播学史的一个小秘密
我一生下来就老了
一幅有医生也有病人的镶嵌画
在疾痛与意义之间架起一座桥
自恋者的小宇宙
辑三 人之为人
是身份的幻觉，还是新生活的曙光？
凡人皆有一死，凡人必须战斗
末日或许很平淡
“感受”让人类的未来免于无聊
理性的耻辱与科学的噩梦
一个观念的奇特命运
人类的马赛克式命运
筑巢的方法以及向外张望的理由
人之为人，意味着身心的彼此照护

     为什么不杀光？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 很多学者都认为，自冷战以来，人类的暴力活动正在减少，世界迈入了一段名为“长和平”的时代。史蒂芬。平克也认为，千万年来人类暴力不断减少的趋势相当明显，迄今没有改变。那么，潘基文指责的集体暴力是这一趋势的例外，还是“长和平”结束的标志呢？这是我反复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不杀光》一书有助于我理清思路。 丹尼尔·希罗（Daniel Chirot）和克拉克·麦考利（Clark McCauley）合著了这本书。谈到暴力，两位学者首先赞同平克的观点，将其视为一种受多重动机驱使的复杂的社会现象。他们认为，把崇尚暴力视为人类天性，或者将爱好和平视为人类天性，都是抓不住重点的刻板观念。在不同的情境中，基于不同的心理趋向，每个人会采取和解或暴力的行为，不同的集体亦然。因此，情境和心理比天性更关键。 情境因素有长短时段之分。与之相关的概念有系统、环境和场域。抛开它们的区别不谈，族群、宗教、阶级、国家、群体、文化和社会习性，可以看作长期的情境因素。这些因素在短期的或即时的条件影响下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从而把倾向暴力的个体或集体变为趋向和平，反之亦然。这也很像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看法。他把暴力看作是围绕冲突目标，因应不同情境而生的，由恐惧、愤怒、激动等情感驱动的一系列路径。 换句话说，和平是人性，暴力也是。这一点看似老生常谈，却揭示了一个被我们忽略或回避的事实——大多数的暴力，尤其是集体屠杀，不是发生在敌我之间，而是发生在集体内部。故而，《为什么不杀光》的作者强调，政治动乱中平民百姓彼此大肆杀戮，不是集体屠杀的特例。这当然离不开权力当局的默许或鼓励，但其中最残酷、规模最庞大也最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往往发生在一个社会的内部，由其中的社会成员自行发动。 也就是说，要理解集体屠杀，很大程度上要从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两方面人手。《为什么不杀光》的思路正是如此，两位作者～个是社会学家，一个是心理学家，他们试图用一种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的复合视角，解答集体屠杀的起凶。 作者们特别提到了扬·格罗斯（Jan T．Gross）的史学杰作《邻人》（Neighbors）。这本书所展示的，正是那个被人忽略或回避的事实：波兰城市耶德瓦布内（Jedwabne）的居民一半是犹太人，另一半是基督徒。二战期间，基督徒居民把他们的1600名犹太邻居几乎杀光了，无论男女老幼。在彼时的波兰，这绝非孤例。格罗斯认为，实际上如果不是那些“邻居”的参与，纳粹不可能把波兰全境的300万犹太人杀掉九成。 另一名历史学家指出，1965年至1966年的印尼大屠杀也是如此。由平民自行发动的大屠杀极其暴虐、极其血腥、极其狂乱，直到军队逐渐恢复秩序，把目标对准共产党人及其左派同情者，杀戮的规模和程度才有所缩减。 一些研究者想把注意力从集体屠杀的领导者、策划者和组织者转向普通人，看看他们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然而所获不多。原因是这些人的作为往往甚少被记录或不被关注。他们事后一旦逃脱了惩罚，就要么避而不谈，要么用受人蛊惑、遭人强迫、不了解状况等一堆说辞为自己开脱。这让我想起约书亚·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拍摄的《杀戮演绎》和《沉默之像》，这两部优秀的纪录片接近可以和《为什么不杀光》相互参详。 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