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与制度 魏晋时代的母子关系

本书聚焦魏晋时期的母子关系，从东晋于氏据“礼”抗争、上表争子的例子出发，揭露母职经验对女性自身的特殊意义，以及可能引发的对父系制度的根本挑战，勾勒中古女性在一妻多妾的士人家庭中因身份变化扮演的不同角色。于氏最终的失败表明，超逸出父系制度的女性经验，父权社会往往“无心”去理解。母子关系对父系制度的挑战，只是“架构内的修正”。真正的“女性史”立场可以为史学研究开启何种视野？史学研究又能够为现实的生命经验提供何种参照？本书给出了一个充满锐气的答案。

郑雅如，女。中国中古女性史专家，台湾大学历史学博士，师从李贞德女士。现任职于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自序
第一章绪论：从东晋于氏上表谈起
第一节楔子——于氏的故事
第二节研究范围与概念界定
第三节研究回顾与检讨
第四节章节安排
第二章父系观点下的母子人伦：以丧服制度为主的考察
第一节丧服制度所表现的人伦关系
第二节亲生母子间的服丧规范分析
第三节非亲生母子的服丧规范分析
结论
第三章孝子观点下的为母服丧
第一节魏晋时期庶子为生母服丧的变革
第二节魏晋时期子为出母服议
第三节汉晋间与嫁母服相关的礼议
结论
第四章荣辱与共的母子关系
第一节嫡庶之辨
第二节母子一体
第三节父命与贵嫡对母子人伦的影响
结论
第五章儒家文化下的母恩子孝
第一节生我劬劳
第二节贤母之教
第三节母命难违
第四节母子情长
结论
第六章结论：为母经验挑战父系制度
第一节双刃之剑——母职的力量
第二节一个母亲的观点：养为己子
第三节父系制度对母职的控制
参考书目

     在表文中于氏除了自述陈情缘由，并针对贺率的身份是“为人后”的说法，“备论其所不解六条，其所疑十事”进行反驳，从自己担任母亲之职、养育贺率的经验出发，认为贺率应该是自己的儿子。朝廷将于氏所陈，交付群臣讨论。四位发表意见的朝臣，只有博士杜瑗站在同情于氏的立场，认为养育之情不可抹杀，贺率应为于氏之子；其余以尚书张闿为首的朝臣，皆从父系继嗣制度的角度评论此事，认为于氏养贺率是为贺乔之后嗣，贺乔既有亲生血胤，则贺率当还本，即主张以贺乔为主体来判定亲属关系，接近忽视于氏为母的经验事实。最后，事件依旧以贺率归还本生定案。 于氏上表的经过与内容，在现存史料中，仅见于《通典·礼典》，杜佑辑录这篇上表以及时人的议论，题名为“养兄弟子为后后自生子议”。由此可见，后世男性史家对这个母亲争取养子为己子的事件，是站在父系继嗣制度的立场拍板定案。于氏力辩“养率以为己子，非所谓人后也”，以女性自己为母的经验来认定母子关系，逸出了父系继嗣制度的规范，而被制度的维护者斥责“博引非类之物为喻”， 见尚书张闿议，《通典》卷六九《礼典二十九》“养兄弟子为后后自生子议”条，页1913。凸显了在女性经验与父系制度冲突的情况下，女性的情感与经验受到严重的忽视、扭曲。从东晋至现代，一千六百多年来，于氏与贺率的关系，一直以于氏最不愿接受的角度被后人诠释。在二十一世纪的今日，我们是否已有“能力”，从于氏的角度理解她的声嘶力辩？女性“无子”的文化压力是否依然存在？社会对母职的看法是否依然充满父权观念？值得我们深思。 于氏的表文中，一共出现了四位母亲，依出现的先后次序，分别是于氏（贺辉、贺率的养母，贺纂的嫡母）、薄氏（贺群、贺乔兄弟的母亲）、陶氏（贺辉、贺率的生母）、张氏（贺纂的生母）。从故事所见，这四位母亲在同一家族中的地位和处境显然很不一样。 在于氏的表文中，我们看到贺群、贺乔的母亲薄氏作为母亲所享有的威严和权力，其地位俨然如贺家的女家长，在许多家族事务的决策上，拥有优选的决定权。于氏无子不孕，承受庞大的家族压力；养育贺率为子，又因为无法在父系继嗣制度中找到依据，而终不被承认；但于氏身为贺乔的妻子，又得以依据礼法自动拥有母亲身份，成为贺纂的嫡母。于氏与贺率母子关系的解除，于氏与贺纂母子关系的成立，在父系制度下，皆不是于氏所能自主。贺辉、贺率的生母陶氏，在丈夫做主的情况下，被迫连续与所生二子割断亲恩，扮演宛如生育工具的角色；夫亡后，陶氏终究又依恃父系家族的礼法夺回亲子。贺纂的生母张氏，为妾的身份低贱，在家内必须敬事嫡妻，但由于于氏无子，贺纂成为贺乔的嗣子，继承门户，张氏有可能母以子贵，提高在家内的地位。这四位母亲中，陶氏为贺率的生母，于氏为贺率的养母，一生一养，两人皆自认是贺率的母亲，彼此有争夺贺率为子的冲突。对于于氏、陶氏两人的母职经验，有必要更详细地讨论。 P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