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斐德上海三部曲 1942-1952

◇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遗作！ ◇从20世纪上半叶上海滩激荡风云，一窥近代中国政治跌宕和社会变迁！ ◇参考了大量民国时期上海市政、警政档案，以及上海市档案馆、图书馆馆藏档案。 ◇上海是“远东第一大都市”，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和中国近代各种矛盾集聚之地。从上海地方史来反映中国现代史，角度新颖。 ◇本书是《魏斐德上海三部曲》的第三部，讲述了从1942年日本占领上海租界后直至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开展的建立秘密党支部等地下活动。 ◇再现了上海解放初期人民政权对上海市政、警务系统和整个社会的一系列改造运动，如关闭金融黑市，打击鸦片交易，镇压反革命，遣送难民，改造妓女、舞女和瘾君子，等等。 ◇同样是新政权对大城市的治理，为何国民党遭到失败，而共产党却取得了成功？作者给出了自己的独到分析。

本书是《魏斐德上海三部曲》的第三部，讲述了从1942年日本占领上海租界后直至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开展的建立秘密党支部等地下活动，以及上海解放初期人民政权对上海市政、警务系统和整个社会的一系列改造运动，如关闭金融黑市，打击鸦片交易，镇压反革命，遣送难民，改造妓女、舞女和瘾君子，等等。同样是新政权对大城市的治理，为何国民党遭到失败，而共产党却取得了成功？作者给出了自己的独到分析。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1937-2006），美国有名中国研究专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被誉为美国“汉学三杰”之一。曾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哈斯基金教授，美国历史家协会会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院院长、美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除已发表的百余篇学术论文外，其著作还包括《洪业：清朝开国史》《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红星照耀上海城（1942-1952）》《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等。

前言
第一章 国民警察
第一节 加紧控制
第二节 共产党的初步渗入
第三节 国民党收复上海
第四节 国民党警察建立公共秩序
第五节 通货膨胀
第六节 金圆券改革
第七节 赤恐与警察骚乱
第八节 共产党在警察内部设立支部
第二章 解放上海
第九节 共产党的城市新政策
第十节 培训解放干部
第十一节 颠覆警察
第十二节 缩紧套圈
第十三节 上海“似乎坠入忧郁症”
第十四节 尖桩防卫
第十五节 终局
第十六节 穿越“上海长城”
第三章 社会秩序
第十七节 接管城市
第十八节 严峻时期
第十九节 公安
第二十节 社会秩序
第二十一节 警民关系
第二十二节 控制流氓与轻罪犯
第二十三节 镇压武装犯罪
第二十四节 国民党的海空封锁
第二十五节 回击外国媒体
第二十六节 救济难民与遣送回乡
第四章 动员
第二十七节 镇压反革命
第二十八节 浦东的反革命
第二十九节 1950年“二六轰炸”
第三十节 反美、朝鲜战争及巩固政权
第三十一节 公敌
第三十二节 “三反”“五反”运动
第三十三节 铲除鸦片
第三十四节 清扫
第五章 尾声
第三十五节 论功过

     在国民党统治早期，这个新政权在实行市政管理现代化和争取租界主权的同时，是否也能有效地管辖上海城市，上海公安局对它便是一个考验。尽管国民党人不断镇压上海的共产党运动，但到了1937年8月被日本人赶出城时，他们在城市的现代化管理和对租界的主权这两方面全都失败。汪精卫的傀儡政权显然夺回了对整个上海城的主权，但所付出的代价是腐败的泛滥和与实际掌权的日本人进一步的合作。然而，同时存在的现象是，1941年12月8日起日本军队占领国际租界之后的傀儡执政期间内，中国警方对市民管制加严了，同时共产党一直在不断寻找新的机会来扩展他们在市内的地下活动。 1943年10月13日，汪精卫政府的内政部宣布了含有二十八条条款的“内政部组织法”，该法（第一条）将所有内政事务一概归于内政部管理，并将全中国沦陷区内的警方事务交给内政部的警政司管理（第四、第八条）。这一使国家警察机构进一步统一化的步骤（蒋介石的警察官员在1934一1937年未能实现的一步），意味着所有市政警察机构都得直接向中央政府请示汇报。在汪精卫政权对警察实行全国统一化的过程中，专享例外的是上海警察机构：它仍然受市政府领导，并仍然直接向上海市市长请示汇报。 根据汪精卫当局统治的执法逻辑（与其高压统治相符），所有的社会活动都须由法律来定性，并属于警察管辖范围。“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我们人就是以法为生，以法为行，以法存活。’”而这个法本身被划分为法律、立法机构和颁布法令的行政机构。这些部分不能互相矛盾，当警察在协助一个国家的内务行政的同时，他们也必须遵守法律。 但在实际上，上海傀儡警察机构更致力使用组织手段来控制本城的居民，而不是通过法律途径来全力镇压罪犯。从一开始，汪精卫政府就是一个“蒙特卡洛政权”，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贩卖毒品、妓院的执照、赌场的回扣得来的收入。一旦战争开始影响到经济，街头犯罪就更猖獗了。街头犯罪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城市的照明不足。日本人抢夺了煤藏后，供电就开始下降。到了1943年，只有不到40％的纺织业和仅仅27％的上海面粉厂还在开业，家用电只占1941年消耗量的70％左右。产业家每月只准许使用25单位的照明量和8个单位的电力。电车在晚上8：30就停开了。鸡蛋1个要5，5美元，大米1石2，500美元。根本找不到煤，烧柴1斤要500美元。与此同时，1942年5月中央储备银行上市的钞票导致了物价的直线上升，在供应紧缺的形势下，这就导致了上海的整个经济濒临崩溃的状态。 缺粮便会引起犯罪，它也被日本人和傀儡当局用来作为强化他们双方对保甲制度的控制的手段。保甲制在上海沦陷后被强加在上海本地和外国居民头上。 日本在台湾的殖民当局早在20世纪初就完善了叫作hoko的他们自己的保甲制。在台湾实行的日本式保甲制与这个一人犯罪全体受罚的古老的中国地方控制保甲制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现代化专业警察系统这一环节。这个hok6制要求地方保长定期并直接地向地方上的交番（该词的原日文为k6ban，指一种简陋的警察哨所。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