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内外的凝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笔记

所谓“边界内外的凝视”有两重含义。
一是严肃文学有“边界”，是一个需要被反思，但又确实存在的概念。当通俗文学、影视、动漫、游戏对严肃文学形成了一种“合围”，今日之文学研究尤其需要一种同时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视野。既是为了寻找与时代对话的途径，也是为了进一步将今天的严肃文学“盘活”，让它变得更枝繁叶茂、丰富多彩。
二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生活，有中心和边缘之分。当我们站在严肃文学的“边界”之内滔滔不绝时，说的可能是比较靠近整个文化生活边缘位置的话。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但作为文学研究者应该对此有明确的认知，之后才存在追求进一步的专业化、历史化，或从边缘反思、返回中心的选择。
本书共分四辑。前两辑从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台北等“城市”的视角，以及新人、旧人、少年、知识分子、女性、反面人物等“人物”的谱系统观当代文学史，这种视角或谱系超越了严肃与通俗之分。后两辑从学术史、思潮史、文学想象、作家作品等专题角度，寻找解释文学问题的钥匙，以及沟通文学内外的路径。

刘诗宇，青年评论家、作家，文学博士，1990年生于辽宁沈阳，现供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于《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当代文坛》等期刊报纸发表论文五十余篇，曾担任《羊城晚报》2020“花地文学榜”长篇小说组评委。有小说发表于《青年文学》《鸭绿江》，曾获台湾师范大学“红楼现代文学奖”小说组首奖，电影剧本分别入选第八、九届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扶持青年优秀电影剧作计划”。

总序 袁鹰/1
序 远方之远何向阳/5
第一辑：当代文学城市叙事研究
精神上的漂浮者
——漫谈王朔小说中的城市叙事3
资本逻辑与现代想象
——从《子夜》中的上海形象谈起11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论叶兆言《夜泊秦淮》中的南京叙事20
书写在城市背面的底层记忆
——漫谈郑小琼《女工记》中的广东城镇叙事28
楚文化传统与现代城市精神
——论方方笔下的武汉形象36
冲淡平和中的生活迷思
——漫谈吴明益《天桥上的魔术师》中的台北印象44
第二辑：当代文学人物形象谱系研究
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一体化”想象
——论《创业史》中的旧人形象塑造53
“新人”形象涉及的问题与可能性
——从严家炎与柳青关于梁生宝的争论说起60
知识分子性形象的“废”与“用”69
莫言的“革命者”形象：历史与文学层面的双重意义77
当代文学中“反面人物”形象的问题与可能性84
少年本体的逐渐觉醒
——当代文学中少年形象的演变91
论中国当代文学中“坏女人”形象的存在与缺失97
强健身躯与高尚道德
——“十七年”时期农村叙事中底层形象的美学造型104
第三辑：当代文学的经验与历史
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再解读”思潮113
动漫、影视、游戏与文学的“代际差异”135
“文到中年”的油腻与沉稳
——当代长篇小说去向略论139
讲故事的人，与这面现实和人性的镜子
——论叙事与“疫病”146
何为“误读”，何为“经典”
——当代文学走向的一个讨论维度161
第四辑：当代文学作家作品论
当代文学史视阈中的《红高粱家族》187
“逻辑”的“变异”与70后作家笔下的“公共性”问题
——以《福寿春》《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为例197
故事与现实的沉潜，幽默与戏剧化的抬升
——马秋芬小说论204
世界经验、政治寓言与叙事形式的中西之辨
——刘震云作品海外传播研究218
文学或科学，生存与毁灭
——评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237

     当代文学城市叙事研究 精神上的漂浮者 ——漫谈王朔小说中的城市叙事 “漂浮”一词，一方面象征着自由，一方面象征着无所凭借，令人向往与令人厌恶两种情绪同时包含在了这一个词当中。对于王朔作品的评价，也总是伴随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非褒即贬，其中也总是暗含着强烈的情感。能够同时调动起世人两个方向的特别情感，对于艺术作品而言，某种程度上就象征着成功。 纵观王朔的小说作品，诸如调侃、黑色幽默、痞气等特征随处可见。种种受人喜爱或诟病的鲜明特点，都根植于发生在北京城的形色故事当中。虽然王朔在书中并不像老舍、邓友梅等人一般着意于环境与文化的描写，但一座城的气质还是与王朔的城市叙事如影随形。王朔故事的时代背景，大多为“”结束前后直至改革开放大潮当中，主人公们随着时代潮涨潮落的过程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一代人特殊的生活际遇与心灵历程，主人公们相对统一的精神状态，往往就是王朔小说城市叙事所要传达的精神 所在。 对于王朔小说中的人物，尤其是主人公，笔者倾向于用精神上的漂浮者来形容，这种精神上的漂浮，与作者的生活环境、写作动机，作品中的诸种环境、各个要素互相成就、难分你我，精神漂浮者文学化状态的呈现，就是小说城市叙事过程的具体 展开。 就如《顽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空中小姐》等作品所呈现的那样，小说中的主人公多为成年，但是这些人却基本没有固定的工作，即便是有，这些工作也很难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实际性的约束作用。这种随心所欲、自由或者说是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状态常常是小说主人公生存的常态。习惯了历史性乡村叙事中对于饥饿状态的描写以及对于食的强调，读者常常会对这些闲人生存的合理性进行质疑。这种质疑正说明了城市叙事与乡村叙事的不同之处。二者的不同之处首先就在于农业文明当中，生存是人们行为的首要目的，而在物质相对丰富、社会分工明确的城市文明当中，由于人类的基本生理需求都不再对人们的生存构成威胁，因此叙事的焦点也就渐渐从生存之争上转移开来，化为了对其他事情的关注。较少关于挨饿受冻、人们挣扎在大力度优惠生存水平上的集中描写，这可以说是王朔等人的现代城市叙事区别于历史性乡村叙事之处；而主人公们虽然游手好闲难以富裕，但他们却始终不必为吃穿发愁，这一方面是当时城市生活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是作者叙事倾向使然。物质难以对人物构成束缚，成就了精神上的漂浮。 小说描写对象的年龄集中在青壮年，这些青壮年或有父母或有妻儿，但是给读者的感觉却往往是孑然一身，仿佛他们上无老下无小一般，本来应该成为主人公生存压力或者说生活责任来源的社会关系，都在叙事中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小说中极少有对亲情的描写，随着改革开放、城市的发展、观念的转变，人们的家庭观念日渐淡薄了，虽然飞速发展的科技拉近了人们的物理距离，但是无形之中却又为心灵壁垒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在王朔笔下的那个年代，电视、广播等新型媒介在中国得到了迅猛发展，如果说过去终日孤独即象征着外界信息的封闭，但到了王朔笔下的年代，对于信息的接受则已经解脱了社会交往的捆绑，人们在保持孤独状态的同时，又可以避免因信息量不对等而带来的脱节状态，封锁心灵的代价越来越小，因此心灵上的孤独成为了人们日益普遍的状态。 王朔笔下的“侃”文化时常引得读者欣然一笑，可以看到在王朔每一部“侃”风明显的小说中，主人公身边都或多或少地聚集着一班同类，或者说狐朋狗友，常常在一起闲逛游玩是他们的常态。按说群居生活的人不应该显得孤独，于是王朔时代的城市经验特点就在这个疑问中显现了。以《许爷》为例，这篇小说讲述了叙事主人公一个朋友的一生，通过这个作品来观察那个时代城市社会交往关系的特点，再合适不过。 《许爷》中的主角许立宇，人称“许爷”，这个人物基本上贯穿了小说叙述时间截止之前，叙事主人公“我”的一生。许爷的形象集中出现在“我”人生中的四个阶段，童年时候我与许爷等人一同成长，青年时期转业归来看见许爷通过出租车事业成为大款而自己对于前途却比较迷茫，青壮年阶段自己小说写作事业稳步上升而出租行业越来越不景气，以及小说结尾虽然许爷已经不在，但是他的死仍在回忆及当下两个层面上纠缠着“我”。虽然小说呈现出来的景象仿佛是“我”与许爷的关系若即若离，但事实上一个人如果频繁出入另一个人的生活，甚至是伴随始终从未真正离开，那么这两个人的关系一定不仅是若即若离那么简单，仅仅是交往时间的长度也足以沉淀出一份不寻常的感情。 但听到许爷已死时“我”的情绪却并未产生什么波澜。王朔把主人公得知消息的这一时刻在叙事时间中进行了拉长，使得其中的特殊之处也许并不明显，但当这样的事实以一句话的长度，白纸黑字的形式呈现在眼前时，其中冷漠残忍的味道也许就令人不忍直视了。可叹的是实际上在王朔笔下时代的城市生活，乃至今天我们所处的城市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