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 厕神的定义和基点
中国厕神源远流长,有很多称谓。其神格、仪轨、信仰状态在演变中也有诸多变化。在民间信仰中还不断吸附、杂糅进别的信仰要素,从而导致他与别的神灵具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所以厕神看起来单一,实际上复杂,牵扯到诸多神灵和文化现象;乍看之下不值一提,实际上关联着大问题。中国厕神源自远古大母神(theGreatMother)崇拜,并曾在人们的宗教生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既然如此复杂,要给厕神下定义就成为难题。如果此定义要囊括传世典籍、考古发现、民俗口传中纷繁复杂的厕神故事和信仰现象的话,就必须在尽量把握厕神“名实”相符原则的基础上,采用广义的“厕神”概念。即所谓厕神,是指与厕所或如厕相关的所有鬼神。
这里的“鬼神”一词也是广义的——广义神话理论对鬼、神不做严格区分,是为共识——包括神、鬼、精、怪、灵、仙、妖、魅等。这里的“与厕所或如厕相关的所有鬼神”,包括住在或者出现在厕所,
职司厕所、屎尿、粪肥、排泄、污秽、垃圾、牲畜(尤其猪)等有关“污秽” (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所有鬼神。这些要素也会因时间、地点的变迁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所以厕神故事和信仰在发展演变中都存在着相当的模糊性和复杂性。比如,在神格、职司上,虽然职司厕所、屎尿、粪肥、排泄、污秽、垃圾、牲畜(尤其猪)等有关“污秽”(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是基本神格,是其为厕神(现代学术概念上)的基点和最初出发点,但是其“扩大化”的神格又涉及田产、蚕桑、生育、疾病和死亡等,有时还是女性保护神,是月神信仰的延展。又如,在迎神地点上,厕所或猪圈虽然是早期的迎神地点,但后来也拓展到月下、堂屋或者郊外。随着历史的演进和人们需求的变化,厕神的神格和功能也更加纷繁复杂。厕神的形貌、性别、神格、仪轨、信仰状态在不同时期和地域也有很大差异,其范畴也无法确指。
但厕神之所以成其为自身,而不是其他神,乃是因为在其起源和神格的基点上,仍是与厕所、屎尿、粪肥、排泄、污秽、垃圾、牲畜(尤其猪)等“污秽”(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事项相关,以及与这些神格的扩大化意义相关。
2. 厕神发展的基本趋势
相比流传至今的神话传说,厕神的数量的确屈指可数。中国典籍中大部分厕神是有“神”而无“话”的,即只记载了神名,却无甚神话传述。换句话说,由于种种原因,厕神的神名得以保留,而神话事迹却丢失掉了。与此相反,厕之空间形成之前的厕神、民间厕神、活态厕神,又往往是有“话”而无“神”的,即有祭祀仪轨、神话传述、民俗禁忌等,但神名、神体却是模糊乃至缺乏的。
目前学界就厕神的属性、原型、神格、形态等话题,多有争议。就属性来说,有如下说法:厕神①、厕神兼蚕神②、蚕神兼财神③、蚕桑神兼生育神①、生活保护神②、家内俗神③等。就原型来说,有如下说法:家神中的猪④、生殖神、汉代戚夫人⑤等。就形态而言,虽无人专论,但从论述逻辑来看,有再生态神话、新生态神话、衍生态神话、原生态神话等说法,且多将这些形态割裂。
姑且不去讨论上面这些说法的正确与否,须注意的是,之所以众说纷纭,之所以厕神会辐射到如此多的层面,首先是因为他本身的复杂性。所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厕神从其一产生就具有复杂性。在厕之空间形成前,厕神主要是粪神;厕之空间形成后,厕神主要表现为猪神。厕神与大母神结合,又变幻出各种神灵,如地母、生殖女神、蚕桑神等。但是,尽管如此,笔者要再次重申厕神的基点。厕神之所以成其为自身,而不是其他神,乃是因为在其起源和神格的基点上,仍是与厕所、屎尿、粪肥、排泄、污秽、垃圾、牲畜(尤其猪)等“污秽” (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事项相关,以及与这些神格的扩大化意义相关。
无论如何,随着历史的发展、文明的演进,大概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厕神逐渐“流落”民间,成为俗神。“俗神”一词的关键不在于是不是在“民间”,而在于是不是“俗化”。厕神的“俗化”主要体现在家庭化、个人化、生活化和琐细化上,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厕神属于“家神”。厕神的俗化同时也是其流布、渗透的过程。
总之,把握住以上特点,以“俗神”信仰为大背景、以家神信仰为小背景,并结合厕神本身的历史发展演变规律和特点来进行探究,不仅对中国厕神信仰研究大有裨益,而且对中国俗神研究也将有所启迪和推进。同时,对于中国“以农为本”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以蚕桑、耕作、畜牧为主的经济增殖方式,也可起到管窥作用。
3. 厕神研究的当代意义
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基本动力。在中国,尽管“纯正”的农民越来越少,但是“农民”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还将长期存在。这是由中国的历史和国情所决定的。农民的生产方式、组织形态、教育水准、活动范围等决定了他们是这种“俗化”宗教和信仰的主要载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体现者。既然如此,俗神研究应该表现出对民间信仰的关注甚至侧重。厕神是俗神的杰出代表,又具有很强的辐射性,那么,从厕神出发梳理、比较、分析、阐释,揭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