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的哲学 莫斯科讲演录

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包括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民间组织在内的各种机构都在付出努力，但在可预见的未来，生态灾难将会对人类造成严重影响。这是怎么发生的？未来的人会以我们今天已经经历的方式面对危及地球安全的问题吗？鉴于这种已经发生的生态危机，亡羊补牢是否还有意义？维托利奥·赫斯勒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颇有预见性地提出以上的问题，并以演讲的生动和易于理解的方式回答了这些问题：仅凭经济政策、措施，生态危机无法被克服。价值和观念的改变才是前提，必须以自然的观念为核心，重塑人类的价值观。必须跳出现代科学的大部分历史轨迹，来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目标是建立一种将理性的自主性与自然的独立尊严相结合的自然哲学。

维托利奥·赫斯勒(Vittorio G.Hosle)，德国-意大利裔哲学家，1960年生于意大利米兰。早年在雷根斯堡、图宾根、波鸿、弗莱堡等德国大学学习哲学、古典学和梵文，1982年在图宾根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在取得纽约社会科学研究新校和德国埃森、汉诺威等大学的终身教职后，1999年开始在美国圣母大学德语、哲学、政治学三系任教至今，是教皇社会科学院的常任成员。出版著作四十余种，被译为二十余种文字，内容涵盖柏拉图、黑格尔、达尔文、希腊悲剧、伍迪·艾伦、侯麦研究，以及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等。赫斯勒被西方学术界誉为少数几个到下世纪还会有人读的当代西方哲学家。其巨著《政治与道德》(1200页)1997年在德国出版后引起学术界延续数年的讨论。

译者序
中文版序
德文版序
导论
第一章 作为新的政治范式的生态学
第二章 生态危机的思想史奠基
第三章 生态危机的伦理后果
第四章 经济学与生态学
第五章 生态危机的政治后果

     嗨，张美丽！ 去年我患腰疾，对是否手术犹豫不决，遂去咨询一位医生朋友。 朋友在他的骨科主任办公室里听完我的陈述后说：来，我给你讲讲手术是怎么回事。他把我带到门后，那里像大多数办公室的门后一样竖着个普普通通的衣帽架，上面挂着他的外套和帽子，一眼看去面料做工均很讲究。我会心一笑，所谓人要衣服马要鞍，朋友是个高大漂亮的男人，这副行头很配。 正在我疑惑讲手术与衣帽何干时，不想他一边把自己的衣服和 帽子拿到一边，一边口气绵软地像跟什么人打招呼地说：“嗨，张 美丽。” 我看到衣帽下竟是一副雪白的人体骨架！我也是学医出身，对 这种教学用的人体骨架不至于吃惊。奇怪的是这位骨科主任跟它打 招呼，还叫它张美丽。 主任非常职业地用这副骨架三言两语跟我讲清了手术过程，然后把自己讲究的帽子、外套又给骨架穿戴上了。口气和眼神更绵软地对那副骨架说：“好了，张美丽，这回就这样了。” 我实在无法克服自己的好奇心，就问：“你叫它什么？” 主任说：“张美丽啊！” 我说：“你知道她名字？” 这种人骨教具一般都用真骨做，但为尊重捐赠者，一般不透露任何个人资料。骨科主任怎么会知道她的名字？ 主任果然说：“我不知道。” 我说：“那你叫她张美丽？” 主任说：“跟我这么久，总该有个名字。” 我说：“是你给起的？为什么叫张美丽？” 主任说：“骨龄不大，又是女性，不知为什么就觉得她该叫张美丽。” 我说：“她现在穿着你的衣服，戴着你的帽子，可你下班呢？” 主任指指自己的白色工作服说：“下班脱下来，她还是穿我的衣服啊。” 我又问：“来来去去都跟她打招呼？” 主任这回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习惯了，没办法。” 走笔至此，想起我另外一个叫朱正琳的朋友，他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死的理想》，说自己的理想是临死时到高海拔的大山上去……我当时看了很惭愧，因为我对自己的死亡从来没有理想。 现在，我可以自豪地告诉大家，我终于也有了“死的理想”。尽管遗体捐赠在我国医疗实践中仍然困难重重，尽管许多有志捐赠遗体的人处处碰壁，但我还是下定决心要在死后通过捐赠变成这样一副白骨，挂在这样一位高大漂亮的随便什么科医生的衣帽架上，每天和他一起面对病人，穿他的衣服，还听他用特别绵软的口气跟我说：嗨，张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