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的岁月

作者C.P.菲茨杰拉尔德在自己的作品中，总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去看待、理解中国当代的政治。因此，本书中他是以历史学家深邃的目光而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去观察中国，并且把中国介绍给西方世界。

李尧（1946-），资深翻译家，悉尼大学荣誉文学博士、西悉尼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客座教授、西悉尼大学人文与交流艺术学院兼职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从事文学翻译四十余年，翻译出版英美澳大利亚文学、文化、历史著作五十余部，其中多部作品获奖。

总序
第一章 为什么我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1902-1923)
第二章 六十年前的中国
第三章 “学汉语的人都是疯子”
第四章 “骡子比人值钱”
第五章 是真革命吗
第六章 湖北佬
第七章 战争中的军阀们
第八章 “好十年，坏万年”
第九章 “好人不夜行”
第十章 被遗忘的北京(1931-1932)
第十一章 云彩的南边
第十二章 虎跳涧
第十三章 真正的革命
第十四章 围困北京

     第一章 为什么我与中国结下了不解 之缘（1902－1923） 我的家庭中，父母双方都有南非的亲属。外祖父菲茨帕特里克是殖民地部的一名法官，晚年在开普敦供职。在早期的官宦生涯中，他一直是爱尔兰自治运动领导人巴涅尔的秘书。后来，到殖民地部任职时，被委派到那时的殖民地黄金海岸，即现代的加纳。那时，加纳被称为“臭名昭著的贝宁海岸”，出入那里的人都是九死一生。我的外祖父虽然从黄热病中死里逃生，但疾病已经损害了他的健康。外祖父有三个女儿、四个儿子。我母亲年龄优选。她出生在爱尔兰，但从童年时代起，就在开普敦长大。外祖父的长子培尔西（后来称培尔西·菲茨帕特里克爵士），布尔战争前后，在南非政坛十分活跃，著有《南非灌木丛中的爱尔兰乡下小伙子》一书。该书讲述他早年在西非旅游时的见闻，此外，他还写过几本有关政治的书。外祖父的另外两个儿子分别死于1896年马塔贝利人①的叛乱和布尔战争。 我父亲一方的家史，因为是用传统口述的方式留传下来的，所以颇富传奇色彩。大约在18世纪末叶，当法国的革命军侵占奥地利的尼法兰（比利时）的时候，我的曾祖父与弟弟马里奥一起来到南非。他身穿齐膝的短裤和丝质长统袜，脚蹬饰有银质扣形饰物的皮鞋。有人说他穿扮得像个18世纪的绅士。他在开普殖民地北部靠近奥兰吉河的地方获得一片土地。也许在那时之前，或者正在那个时候，英国刚刚占领了那个地区。他对任何人都不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只让人叫他桑依尔。桑依尔是流经他故乡的一条河流的名字。那条河不大，部分流经现在的比利时，部分流经卢森堡。那时，这两个国家都属于神圣罗马帝国，或者如通常所说，奥地利的尼法兰。曾祖父会讲法语、荷兰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他不讲英语，甚至在刚到那里的时候也不讲。 曾祖父到达南非以后的某个时期，也许在1805年左右，与一位姓理查德的法国小姐结了婚。她出身于一个胡格诺教徒②家庭。理查德一家可能也是逃避欧洲革命的流亡者，因为我的曾外祖母讲的是法语。几年过去了，滑铁卢战役以后，曾经有两位绅士从欧洲来南非找我的曾祖父。他们在曾祖父的农场里待了两天，试图劝说曾祖父返回祖国。这件事是我那位年迈的姑妈——我父亲的第二个妹妹，1929年告诉她的妹妹M·弗兰彻·穆兰的。我姑妈说，那时，她还是个小姑娘，和我的曾祖母一起住在开普殖民地东北部曾祖母的农场里。她的祖母告诉了她这件事。那一定是1850年左右。那时，我的曾祖母可能已经七十出头了。 她说，那两天，两位客人与我曾祖父整天在农场屋前的游廊里走来走去，争论得很激烈。可是曾祖母听不懂他们使用的语言。他们说的既不是荷兰语，也不是法语。最后，曾祖父向全家宣布： 那两位绅士历经千难万险，不远万里前来找我，劝我返回祖国。我对他们的关怀和为我的利益而进行的努力深表谢意，但我拿定主意，坚决不回法国。此外，我将永远不暴露我的真实姓名。我在这里的朋友们也已表示，他们也不会说出我的真实姓名。我们将永远留在这里。 就这样，他们在那里扎下根来，下一代被进一步同化。在父亲著的《过去的非洲》（伦敦，1937年）一书中，只字不提他的家世，对他的家庭也同样含糊其词。书中谈到，祖父是一个基督教徒，一度曾在奥兰吉自治州做官，后来好像又搬迁到奥兰吉河旁的开普殖民地。祖父的宗教信仰十分坚定。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的姑妈或者叔父都不曾虔诚地信仰过任何一个教派。我的父亲更没有。我母亲是作为一个罗马天主教教徒成长起来的，而我父亲却是一个离经叛道的加尔文主义信徒。开普敦成见很深的神父拒绝我父母亲在教堂里面举行婚礼。他说，他俩的婚礼只能在教堂外侧的走廊里举行。我母亲回答说：“倘若我不能在教堂里举行婚礼，我将不再踏进教堂一步。”她未能走进教堂。他俩举行了一个没有宗教仪式的婚礼。 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