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暗时刻的反抗 辅佐丘吉尔并拯救英国的年轻人

《至暗时刻的反抗》带给我们不同的反思二战的视角。一战带给英国的记忆太痛苦了，所以在面对希特勒的野心时，张伯伦内阁还充满幻想，希望通过谈判明哲保身，甚至不惜牺牲欧洲其他国家。丘吉尔并不是最勇敢的人，他被束缚在与张伯伦的政治羁绊和私人友谊中，如果不是那些年轻的“反叛分子”推了一把，他或许永远不会站在那个让他名垂青史的位置上。 是的，这些年轻的议员才是点亮了至暗时刻的光。他们多数出身贵族，从小便被隐形的集体荣誉和共性利益所约束。在这样的环境里，个人只有服从集体的意志，才能够赢得立锥之地。但是，当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被夺走时，个人得失已经微不足道。面对德国法西斯的暴行，他们从下议院的后排座椅中站起，成了反抗的主体，为了挽救时局背负着时人的非议，赌上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甚至赔上了性命。 《至暗时刻的反抗》 不仅聚焦战场和议院，还生动地刻画了诸多鲜活的议会“反叛分子”，每个人物都跃然纸上。曾有人说，年轻人的体温要比年纪大的人高出0.1摄氏度。或许，他们就是靠着这0.1摄氏度点燃了理想，照耀了世界。虽然黑暗的时刻已经过去，但历史不会忘记，在整个英国充斥着怀疑、愤世、冷漠情绪的时候，那些年轻、勇敢又高贵的人站了出来，用自己的坚持驱散了伦敦上空的乌云，迎来了曙光。

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历史，讲述了在二战前夕敢于挑战英国政府灾难性政策的勇敢政治家的故事。书中讲述了二战前夕英国少数保守党年轻议员反对当时张伯伦内阁的对希特勒德国政府的“绥靖”政策，并就此展开多种形式的公开辩论最终导致张伯伦首相辞职、丘吉尔得以继任英国首相带领英国历经二战成为战胜国这段非同寻常动人心魄的历史过程。

琳内·奥尔森，长期从事记者工作，先后担任美联社（AP）驻莫斯科记者、驻华盛顿政治记者，和《巴尔的摩太阳报》（The Baltimore Sun）驻白宫特派员。 琳内·奥尔森现为专职作家，已出版七部著作，大多与“二战”及英国在“二战”中的关键角色有关。 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 ）称琳内.奥尔森为“‘二战’政治和外交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史学家”。 琳内·奥尔森的其他著作还有《盟友》（Citizens of London，又译作《伦敦公民》）、《那些愤怒的日子》（Those Angry Days）

引言
第一章 “我们可能会死”
第二章 遵守游戏规则
第三章 “找麻烦的年轻人”
第四章 “受追捧的独裁者”
第五章 “我缺乏勇气”
第六章 “很显然，他说谎了”
第七章 “我们的灵魂危在旦夕”
第八章 “可怕、纯粹和空前的耻辱”
第九章 报应
第十章 “等待激动人心的消息”
第十一章 “这是一个测试”
第十二章 “为英国发声”
第十三章 参战
第十四章 “无所事事的痛苦”
第十五章 “他绝对忠诚”
第十六章 “拿国家的命运作赌注”
第十七章 “看在上帝的份上，走”
第十八章 “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胜利”
第十九章 忠诚的问题
第二十章 儿子的背叛
第二十一章 余波
致谢
参考文献
索引

     一个男孩应该学会独立思考，质疑和批判他所处社会的信条在当时对大多数英国公学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概念。正如历史学家鲁珀特·威尔金森(Rupett Wilkinson)指出的那样，公学重视拉丁语、希腊语以及其他死记硬背的科目，这些科目“可能对记忆和逻辑思维有所帮助，但对唤醒想象力作用不大”。后来去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生在那里发现了更加振奋人心的思想自由，如果他们愿意，这是一个扩展和挑战自己思想的机会。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对于传统和绅士准则有着同样的执着，像公学一样强调对学校的忠诚。这种对传统的崇敬和对忠诚的坚守将伴随他们大多数人一生。 几年后，当一些人成为议员时，他们所面临的服从权威、循规蹈矩的压力，与当年在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时如出一辙。大多数以前在公学就读的男孩屈服了。很明显，在下议院就像在学校一样，新人要注意举止，服从上级，如果他们想出人头地，就要忠实地推进党的事业。毫不掩饰的野心、公开的批评和反叛被视为“糟糕的形式”和“不遵守游戏规则”，会得到适当的处罚。据一位年轻的爱尔兰人杰克·麦克纳马拉(Jack Macnamara)说，他在进入议会之前曾在印度的英国军队服役，大多数资深议员会同意“一个问题，那就是接近和绝对地压制新人，他们应该准备好奉承与附和他人，但他们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或者绝不能提出异议，如此日复一日。循环往复”。 就像学校里低年级的学生被高年级学长控制一样，议会的新成员也被他们的党鞭所控制，这些人的职责就是确保党内成员投票支持党的路线。然而，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由保守党控制的政府中，保守党首席党鞭及其助手掌握的权力远远超过了工党和自由党中职位相当的同人。用一位后来的保守党议员的话说，他们是政治互惠的主要执行者，他们提供“使威斯敏斯特的生活过得去的一切便利”。这些便利包括初级大臣③职位、爵士头衔，还有参加议会出访外国的代表团，甚至包括受邀参加每年在白金汉宫举行的花园聚会。保守党议员认为，党鞭没有必要那么直白地说：“如果你反对党的政策，你就别指望有什么职权，也别指望有大把机会获得爵士头衔，更别指望参加我们在国外的任何代表团，或者在你特别感兴趣的委员会任职。”保守党议员补充道：“但每个人都知道这种威胁确实存在，而且是有效的。”像卡特兰、麦克纳马拉和其他反对绥靖政策的保守党后座议员，明知反对政府会危及自己的政治前途，却还是这么做了。 当然，所有议员都明白，忠诚于自己的政党是英国政治的基本前提，并且始终如此。一个议会议员候选人需要得到其政党地方机构的认可和支持才能成为议员，或被提名。所以在选举时，选民倾向于把选票投给政党，而不是个人。一旦当选，作为执政党成员的议会议员必须团结一致，支持首相的政策，确保政府不会垮台。 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许多保守党议员认为，在大卫·马杰森的领导下，政府纪律委员会屈从于政党的要求。杰克·麦克纳马拉讽刺地称保守党首席党鞭和他的副手是“名副其实的九尾猫”。马杰森被议员们视为恶霸和酷吏，他是一个男爵的儿子，也是白金汉郡伯爵的孙子，曾就读于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在哈罗公学求学时，他以擅长游戏和不喜欢学术而闻名。在剑桥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在拿到学位前就离开了学校。尽管马杰森出身贵族，但家境贫寒。从剑桥大学毕业后，他去了美国，在那里做过各种临时工作，包括在芝加哥马歇尔·菲尔德百货公司做过一段时间的店员。1914年战争爆发时，他在法国与第十一轻骑兵连作战，最终赢得了战功十字勋章。1922年他被选为下议院议员，4年后加入了党鞭办公室，并于1931年成为首席党鞭。 战争期间，马杰森娶了弗朗西丝·莱格特(Frances Leggett)，一位年轻的美国女继承人，她少女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妻子的巨额财产使马杰森成为一名全职的政治家，不必为生计发愁。然而，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弗朗西丝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而用她的话说，马杰森“鄙视文化”，接近沉迷于政治，在他难得的空闲时间里，还得猎狐。在生了3个孩子之后，这对夫妇于1930年分居。 P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