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

"1、土门拳作为一代宗师，其以记录和写实为本的摄影理念，影响了20世纪后半期的许多日本摄影名家。 2、摄影师随笔，讲述摄影集之外的故事。这是土门拳多年来发表的各种文章的合集，是他对自己十余年摄影师生涯的一次回顾，也是一次心路历程的总结； 3、配有作者的摄影作品图片。本书虽为随笔集，但仍配有若干写真，可以很好地搭配文字阅读； 4、土门拳《生与死》中文版首次引进。继国内引进土门拳《古寺巡礼》摄影集之后，这是他的首次文字性作品的集结; 5、继森山大道、荒木经惟、石内都之后，为“日本摄影文化丛书”再添一位大师级摄影师，丰富了该系列的摄影风格类别，也使其内容更加多样化和充实。"

本书为日本有名摄影师土门拳的随笔集。本书收录了三十余篇随笔，是土门拳数十年来作品的一次集结，并附有名家星野博美的解说。随笔的内容包括了土门拳在摄影时的经历、他所推崇的写实主义的理念、具体的摄影技巧、对后来者的期望等多个方面，并深入思考了“生与死”这个人类永恒的命题。作者将本书视为自身思想的一次总结和升华，希望“旧的文章”能为读者们带来“新的感受”，“犹如温暖的血液在体内流淌”。本书同时附有16幅作者的摄影作品。

土门拳（1909-1990），20世纪日本纪实性摄影大师。他一生拍摄了大量立足于现实主义的新闻照片、日本知名人士及平民的肖像照和快照，并为寺院和佛像等传统文化遗产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照片。他擅长用镜头剪切下时代的瞬间，揭露社会最真实的一幕。

前言
我的名字
简历
不愉快的摄影故事
拍摄游行队伍和古寺朝圣
现状
睡容
棺木上的写真
何谓事实
自拍像
自述
生与死
明成园
不惮情绪低迷
务必多拍写真
致立志于摄影的年轻人——回复希望成为我弟子的青年
人像摄影杂谈
激怒梅原龙三郎的故事
女性写真
额头上的褶皱
路易斯?茹弗的眼球
久保田万郎的鼻子
政子女士的颧骨
近藤勇的写真
何谓写实主义
关于人像摄影
系列写真与成套写真
如何为作品起标题——题名与创意直接相关
写实主义不是自然主义
人眼与镜头眼
业余摄影师为何拍不出好作品
风景摄影
可用手抓取的风景
红痰盂的故事——我的创作精神
后记
彻头彻尾的职业摄影师（星野博美）

     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读作“DOMONKEN”。 我去银行或邮局，经常被人称为“TSUCHIKADO”，其实“DOMON”才是正确的读法。 也有人觉得这是我的笔名，不，这是我如假包换的真名。 还有人误以为我是印尼人或冲绳县人，其实我出生在山形县，是地地道道的东北人。 我喜欢吃饭，即用大米煮的饭，甚至喜欢到了令自己困惑的地步。我最喜欢吃的小菜是豆腐大酱汤。我受不了面包，吃完面包胃就不舒服。我酷爱咖啡，极其讨厌红茶，一喝红茶就想吐。我常喝威士忌、日本酒，还有啤酒，也经常去饭店吃年糕小豆汤。比起带皮的小豆馅儿，我更喜欢吃豆沙馅儿的，尤其爱吃加了年糕片的那种口味较重的小豆粥。小时候，我绝对讨厌的食物要数勾芡的煮冬瓜和当归。我也不喜欢盐脆饼，觉得嘎吱嘎吱咀嚼那玩意儿会破坏脑汁，肯定对大脑有损害。 作为一个日本人，我热爱日本，超过热爱其他任何国家。 我想在日本的土地上，拍出具有El本特色的写真。 简历 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10月25日，我出生于山形县酒田町（现在的酒田市），是土门熊造家的长子。父亲是公司职员，母亲是护士。 父母去北海道工作期间，我由祖父母照看。祖父母家很穷，我的童年过得十分凄惨。记得六岁或是七岁那年，我躲在纸拉门后面的矮桌下，听着祖母因被上门要账的人呵斥而发出的哭声。我咬住被子不让自己哭出声来，不停嘟哝着“就因为穷、就因为穷”。一出家门，我便成了让整条大街上的人头疼的孩子王。听伯父说，我站在街角，高声一喊“集合”，同年龄的孩子，甚至比我年龄大的已经上了小学的孩子，一个个都聚集到我身边。为了玩冲冲杀杀的游戏，我弄丢了家里好几根晾衣杆。傍晚回到家，我被祖母训斥：“找不回晾衣杆不准吃饭。”我只好返回已经漆黑一团的大街上找晾衣杆，当然不可能找到。这些往事，至今留存在我的记忆中。 开始上小学的那年春天，我回到住在东京的父母身边。当时，伯父带我去东京，我记得身为农村人的伯父不会关火车上的窗户，冻得我一夜都在浑身瑟瑟发抖。 父母住在与东京有名的贫民窟——谷中的万年町相邻的街区。每到月底，一俟黄昏降临，相邻的街区便传来夫妻吵架的喧闹声。那一时期，我玩的地方是谷中的墓地。 后来我家从谷中搬至麻布的饭仓，那段时间芝公园是我玩耍的地方。 之后我家又从饭仓搬到了横滨。每一次搬家都是因为父亲工作地点的变动。我小学和中学时代都是在横滨度过的。中学上的是横滨二中（现在的横滨翠岚高中）。我从上小学起就立志当一名画家。考中学时，面试时被问到将来的目标是什么，我的回答就是“画家”。 中学毕业后，由于家境贫寒，我不得不马上工作，于是去了邮电省干“日工”。用现在的概念来说就是稳定的临时工。之后，我成为常磐津净琉璃弹三弦的学徒，也干过律师事务所的事务员。我还去日本大学专门部法学科上夜校，但没有好好上课，过了两年就退学了。 二十四岁那年，我将少年时代立志成为画家的理想转化为另一种行动，成为位于上野池端的宫内幸太郎先生影楼的学徒，他是我母亲的远房亲戚。这是我从事摄影工作的开始，在这之前我从未碰过照相机。 给宫内先生添了两年乱后，我去了开设在银座的名取洋之助先生的日本工房，学习新闻摄影。在日本工房学习也有两年多时间，之后成为国际文化振兴会的特聘员，担任用写真进行文化宣传的策划和摄影师。这一工作一直干到战争结束前不久振兴会中止活动为止。实际上，特聘员的工作在昭和十七年（1942年）的秋天就已经被解聘了。我在《日本评论》上写作对外文化宣传论，批评情报局的政策，因此触犯了官僚。昭和十七年夏天，我在《摄影文化》上发表的作品获得了第一届摄影文化奖。 P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