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集/中国杂文当代部分卷五

《中国杂文（百部）卷五·当代部分：徐迅雷集》收录徐迅雷从事杂文创作以来影响力的杂文代表作《大国最忌小样》、《“窄自信”》、《“玉碎”的抗议》、《恩重如山的葡萄……》、《从国富论到民富论》、《我们距离1789年有多远》、《寥落古行宫……》、《文化严厉主义》、《“潜伏”与“崛起》等。     《中国杂文（百部）卷五·当代部分：徐迅雷集》中的这些文章有事实、有根据、有分析、有理论、有文采，是非常的杂文。

徐迅雷（1966-），浙江省杂文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座教授，现任杭州《都市快报》首席评论员。入选《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1949—2009）》，是《杂文选刊》评点的“当代杂文三十家”之一。杂文集曾获浙江省作协2009—2011年度文学作品奖，主笔的“快报快评”被评为浙江新闻名专栏。是中国新闻奖、《杂文选刊》杯首届全国杂文大赛等诸多奖项的获得者，作品曾入选《南方周末》评出的年度十大评论。迄今发表杂文、随笔、评论等三千余篇，已出版《只为苍生说人话》、《让思想醒着》、《这个世界的魂》、《只是历史已清零》等著作。

拍马丢官 枕头、和收音机里的评剧 伤熊事件与精神黑洞 谁在“白宫”办公? 长城“断”想 宣誓时代的忧虑 且看“仕场经济”如何阻击市场经济

    拍马丢官
     2001年6月18日《报刊文摘》转载6月9日《华商时报》的一则报道让国人哭笑不得：韩国新法务部长官安东洙，5月中旬上任两日后便丢官，前后不到二十四小时，创下了韩国政府有史以来当长官的最短纪录。原因仅仅是：“表忠书”被误为就职誓词。
     5月21日，安东洙被总统金大中任命为法务部长官。21日就职当天，有人向他的办公室索要一份他的就职誓词，办公室的一个女职员在匆忙之中将一份类似“表忠心”的文件当成就职誓词通过传真发送了过去。这份“表忠心”的文件被媒体披露之后，反对党指责安东洙缺乏基本的政治素质，因为他没有理清他要服务的是个人还是国家。从这一点出发，他就不适合出任这个国家的内阁部长，而只配当个人的私人秘书。在反对党和执政党双重压力之下，安东洙只得选择辞职。
     堂堂一国部长，奉承拍马丢官，效忠惹火烧身，被报道称为“闹剧”，当然也不冤。但比照吾国一些官员，这位“短命”部长实在太冤――用一句“俗语”来说就是“比窦娥还冤”。
     其一，他那篇“表忠心”的东西，无非也是想利用这一机会“好好表现一下自己”，“一是表达自己对总统的感激之情，二是显示一下自己的政治抱负”，设若理解成“热诚忠诚”、“信心决心”似乎也未尝不可。其二，纯粹是办公室女职员匆匆忙忙弄错了，怎么好“将错就错”？该撤的是女职员。其三，我看韩国的媒体也够戗，太不给一国部长面子，真是国情不同，结果大异。其四，反对党“反对”也就罢了，执政党也给施加“压力”，仿佛是挥起自己的左手抽自己右脸的耳光。其五，安东洙也真是一个傻蛋，怎么好自己选了个“辞职”？
     有人说，拍马是“思想的按摩”，属于“内部”的某种体操，就像外部的身体喜欢被按摩一样，属于“天生”的那一类。因为喜欢“听取好话一片”，喜欢被拍，所以才有“一拍即合”之说。
     马屁虽无处不在，但看来能把拍马操练得炉火纯青，运用得左右逢源，还是我们这边许多精通“厚黑学”的人拿手、在行。考察一些“腐败马”的“德行”，不难发现自己凭借“吹牛拍马送礼行贿”铺就“向上的台阶”，“上去”后也喜欢人家如此这般，否则就对你实行“不拍不送，原地不动；只拍不送，平级调动；又拍又送，提拔重用”的“干部提拔原则”。沈阳慕绥新腐败案中，曾在鞍山工作过的慕绥新调任沈阳，鞍山市烟草专卖局局长周伟趁机给慕绥新的妻子送厚礼――把马屁拍到“家”。后来慕绥新就安排周伟担任了沈阳市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很快又提拔为局长。有的人就是“水平不够，马屁来凑”的。还有的甚至“水平不够，身体来凑”，比如那个三陪女陈丽，以“三假”身份官至副局长，就因为很好地把“身体”也化做了“马屁”。 “你要服务的是个人还是国家？”这个问题振聋发聩，发人深省。拍马屁者要服务的对象当然是“上级”，是“个人”。拍马屁者一旦变成贪婪者，那么他或她对于国家和人民施加的不可能再是什么全心全意的“服务”，而往往是巧取或者豪夺。
     最近有位名叫施滕格尔的英国人，出了一本（（手白马屁简史》的书，专门传授“拍马”秘诀。施滕格尔是《泰晤士报电子报》的主编，他在观察每个人后发现，从社交圈里的名人到编辑都无法抗拒拍马屁，他因此有了著书的念头，他传授拍马屁秘诀：要隐约含蓄和恰到好处。他说，当代政界领袖精通此道者大有其人。但有时有些马屁精也会饥不择食，忘了“隐约含蓄和恰到好处”的。不久前在广州市中院的法庭上，一个“女贪”受审时的“马屁开场白”曾“语惊四座”。她说：“我听说法官姓邓，一听这个姓我马上就肃然起敬……”（据5月11日《新闻晚报》）这位原任广州“赛马会”副总的王燕萍，今后出了狱改任“拍马会”副总，定会更适合。
     不能让王燕萍立马儿就任老总，是因为她的拍马功夫还没有接近到家。她的话刚说了一半，就被审判长严词打断了：“请被告不要说与本案无关的事情。”这是马屁精们要吸取教训的。
     枕头、和收音机里的
     评剧
     9月20日《报刊文摘》报道，家政学博士周晓虹日前提出了一个“精神服务”的说法。
     什么是“精神服务”？周博士讲述了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在国外的一家普通的旅馆内，我因为习惯将枕头垫得高一些，便将另一张铺上的枕头拿到自己的床上。让人意外的是，第二天晚上我的床上就多了枕头――不曾谋面的服务员仅凭一个枕头就判断出了客人的习惯、喜好，并且做得如此周到熨帖而不动声色。这就是精神服务。”
     “精神赔偿”已经耳熟能详，“精神服务”的说法我还是第一次“亲密接触”。笔者身为记者，多年来外出的辰光不少，而且喜欢靠在床上看书，在国内旅店里拿“另一张铺上的枕头”将自个儿的枕头“垫得高一些”的事情干过多回，但没有一次遇上“第二天晚上我的床上就多了枕头”的好事――我压根儿想都没有想到过会有这样的好事！倒是结婚前与我老婆谈恋爱的时候，我的“准夫人”看我喜欢靠在床上看书，默默地买了一个枕头给“填”上。那是情侣间才有的默契呀，是“精神服务”，是两情相悦。你指望酒店里的服务小姐“如此周到熨帖而不动声色”？
     倒是很多年前曾经读到过一个故事，准确的年代背景忘了，反正较早，说的是一个外国人来中国，给他“垫”的枕头令他十分恼怒，因为枕头里填充的是谷子壳，而且漏了出来，那老外认为是流放犯用的才是谷子壳枕头，这是对他的侮辱，提出了抗议。幸好提供服务的一方经过颇费口舌的解释，说充了谷子壳的枕头体现的是中国人对稻谷的尊重，才消除了“文化差异”。可见枕头底下这个东西还是很重要的，真的涉及“精神”问题，不可以随便玩儿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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