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儒重教/晋商五百年

《崇儒重教》一书为《晋商五百年》丛书中的一种。全书写作视角独特，从教育的视角，从晋商关注教育这个角度，寻觅被人们忽略的晋商教育在晋商发展壮大过程中的作用，晋商对山西传统教育、近代教育的促进作用，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包括从文化氛围、亦商亦儒、亲教子侄、科举、量才施教、重视职教、捐资助学等方面，钩沉出晋商重视教育的理念和作为。全书资料翔实、视角独特，图文并茂，兼具学术价值和大众趣味！

刘建生，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省教学名师，省委联系专家。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所长，兼山西省晋商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经，当代山西研究会常务理事。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及山西省社科、软科学项目11项，共发表论著300余万字，主要代表著作有《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山西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稿》、《回望晋商》等。

前言
第一章 重教设学 内容丰富
第一节 浓郁的教育氛围
一、官员重教士民热心
二、设立学校举办学塾
第二节 多元的教育内容
一、经史子集无不涉猎
二、崇尚儒学 传道育德
三、进学修德 不唯仕进
四、躬行实践 追求实用
第二章 从儒到商亦商亦儒
第一节 普遍的"弃儒服贾
一、幼而学儒 长而服贾
二、弃儒从商多是无奈
第二节 浓厚的儒学情结
一、为学不能恨意绵绵
二、身在商海情系读书
三、争取商籍创办运学
四、礼遇儒生结交士人
第三节 儒雅的商人风范
一、待人以诚 经商重信
二、重义轻利乐善好施
第三章 崇儒重教亲教子侄
第一节 严格的家训家规
一、日常说教读书为要
二、家训家规鼓励劝诫
第二节 理性的教育行为
一、既为父兄 身兼教师
二、不惜重金延聘名师
三、配合塾师严加督责
第四章 道德经世兼及科举
第一节 传统的伦理道德
一、经史百家尤重儒典
二、仁义礼智孝悌忠信
三、勤以修身俭以养德
第二节 经世的致用之学
一、崇实黜华注重实用
二、算学书法实用技能
三、相时观变商战技巧
第三节 应试的科举之术
一、延师教授 出资鼓励
二、巨商望族科举连第
?第五章 家塾书院量材施教
第一节 多样的家教形式
一、家塾族塾启蒙之地
二、书院教育 培养提升
三、庭院环境耳濡目染
第二节 鲜明的家教特点
一、量其资材 施以教育
二、晋商妇女不可忽视
三、以商养教以教推商
第六章 为商所需重视职教
第一节 德能兼求的教育内容
一、职业道德立业之本
二、职业技能创业之术
第二节 丰富多彩的教育形式
一、选拔任用学徒制度
二、店铺商号明定规章
三、编写读本 供人习诵
四、膜拜关公推崇信义
第七章 兴学设教服务乡梓
第一节 普遍的助学之举
一、设立义学贫寒受教
二、捐资书院资助官学
第二节 积极的教育参与
一、任教乡邑教授生徒
二、教谕^导主管文教
三、收藏图书 保存文化
第八章 改造家塾走出国门
第一节 新式的教育观念
一、学用一致 强调务实
二、富国强民教育为要
第二节 积极地改旧从新
一、改造家塾 更新内容
二、举办学堂 树立典范
三、倡导女教首开风气
四、捐资捐书物质支持
五、管理任教 人力投入
六、出国游学回国从教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跋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山西地区的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程度的丰富性和综合性。正如有名晋商研究学者葛贤慧教授在其《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一书中所言：“从历史上来看，山西这片黄土地，始终处于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中间地带……民族的反复融合使山西的黄土文化中不仅具有中原崇礼、重教、讲义、守信、节俭的文化特征，而且有少数民族骁勇豪爽、刚毅自强、吃苦耐劳、敢闯敢干的性格。厚重的文化积淀给予山西人这些特点。”毫无疑问，这种区域文化是晋商兴起的重要背景之一。 明清时期，地处内陆的山西，虽然其文化教育的发展水平不及南方一些省份，但是，山西地方官员对教育活动还是比较重视的。 地方上的行政官员充分认识到学校教育的作用和意义，典型的人物比如明代万历年间曾一度执掌山西军政大权的吕坤，他在位期间就非常重视学校教育。他认为，人们心术道德的好坏，纯系教育的产物。教育对士阶层关系尤为重大，因为他们是封建官吏队伍的重要后备军。学校教育的成败，可以说直接关系到天下的治乱兴废。 兴办学校和督责教育工作理所当然地成为地方官施政的组成部分。据《灵石县志》记载，灵石县夏门村人梁中孚在做官期间，“书院、义学有废必兴。有事下乡，闻读书声即喜，亲到塾中与儿童正旬读，语以作文……”主管教育工作的官员更是尽职尽责。嘉庆《灵石县志》记载，灵石县人张攀月，曾经在祁县担任教谕一职，其问，注重训导和奖励读书人，而且积极修建学宫。为了让更多穷苦人家的儿童也能接受文化教育，一些开明官吏还慷慨捐资或积极筹资开办义学。据《山西通史》记载，康熙十六年(1677)，阳曲知县戴梦熊在县里筹资办起7所义学；康熙二十二年(1683)，榆次知县助民间办起9所义学；雍正三年(1725)，洪洞知县孔传忠捐资兴建义学5所；乾隆二十七年(1762)，崞县(今山西原平)知县邵丰镞捐建义学6所。 地方官重视教育，民间士子也积极行动。他们设立义塾、义学，慷慨捐助书院，注重藏书，便于更多的本族子弟和贫穷的邻里邑人接受教育。 在嘉庆和民国的《灵石县志》中，到处充溢着设立义塾、义学的史料记载。张鸿猷不仅自己“好读书，手不释卷”，而且在村中设立义塾，亲自任教，免费教授前来求学者。酷爱读书的刘敬，在家附近设立义塾以供乡邑子弟就读。乾隆庚子举人陈德溥，“捐资建义学二所”。梁以治，“在村中设课，培养俊秀，多所成就”。 在乾隆《太谷县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诸生武文焕，在南席村设立义学，以教贫民子弟。郭里村人白长庚，在村中设立义塾，招收邻人子弟入塾读书，对于家庭贫困者还免费为其提供纸张笔墨等学习用品，对此当地知县曾给予旌表。 同治《河曲县志》记载，河曲人邬大成在村中魁星楼设帐授徒，教学有方，在当时影响很大。 相关史料还记载，解州(今属运城)举人耿膺瑜，曾于嘉庆十三年(1808)捐银建成州中义学5所。 其实，关于民间士人设立义学、义塾的记载，在当时山西各地的县志中都为数不少，不胜枚举。 义塾、义学的设立，使贫寒人家的子弟可以免费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 设立义塾、义学固然可赞可叹，捐助书院更不失为一种督责教育的捷径。比如太谷县廪贡生孟建春，家境并不富裕，从小就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但为凤山书院出钱“万缗”。后来，太谷县修文庙，沟子村建义学，榆次县修孟母庙，元戈村修圣庙，他都慷慨解囊，无私捐助。还有灵石县夏门村人梁境，曾在村中设立义塾，晚年又产生了定制出资修建书院的想法，后来因病未能实现这一心愿，但对此他仍念念不忘，临终时嘱托子孙一定要替自己做这件事，其后人照办，出资建成竹林书院。梁君将捐修书院作为遗嘱交代给后人，由此可见，他倾心教育和全力助学的热情和愿望。 在中国古代的学校系统中，官学居于主导地位。明、清两代，山西的地方学校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顺治年间，山西地方遵朝廷指令，开办了传统的县学、州学、府学，这些都是官府出资办起来的学堂，校址分别建在县城、州城、府城。根据《大清会典事例》和《山西通志》以及有关府、州、县志等历史文献的记载，清代山西共有地方学校115所。其中，府学9所，州学16所，县学85所，乡学4所，运司学1所。乡学，即清源、乐平、平顺、马邑4县的建置撤销后，将原来的县学改为乡学，规格降低，待遇不变。运司学是在运城专为商籍学生设立的。 据相关史料记载，当时的山西各地都设有相应的府、州、县学，不少地方也设立了书院，除此之外，还有社学和义学。可以说，全省所有府州县已经达到“无不有学”的程度。 在清代文献中，社学和义学并称，实际上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它们是一种基层性的教育组织，也是府州县学的预备教育机构。它们只有一部分设在城市，而大多数设在农村的“大乡巨堡”。据《山西通志》记载，光绪年间，山西共有义学385所，可见义学的设立也是比较普遍的，这就比较有效地解决了贫穷子弟的受教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