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而言，私生活是历史学家不曾深入探索的领域，当然更谈不上对其进行系统化研究。究其原因，则是因为受到一种传统的影响。公众人物之间存在一种由来已久的默契，即在战争和政治的角力场之外，他们并不关注彼此的私生活。只有诗人和小说作家才喜欢展露与私生活相关的精神和情感的困惑，因而这种缄默才被打破。历史学家之所以对私生活保持缄默，也是因为他们对此缺乏真正的兴趣，或者说，他们对更宏大、更多样化的主题更感兴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描述过与私生活相关的事件，他们只不过是把这一主题放在了次要的位置。在法国尤其如此。任何对私生活的探究都必须首先阐明对此问题的态度，并通过这种态度来窥视事实的真相。这一时期①，法国并没有研究传记的书籍，但是研究传记在这一时期写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却意义重大。另外，人们需要揭示传记与人物性格、个性描写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需要了解传记作家在写作时有着怎样的心理预设，科学和医学知识的发展又是怎样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动机的。要知道，在19世纪中叶，心理学基本上仍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而哲学(或者至少“哲学的研究方法”)则是传记的大敌。
传记
19世纪的传记作品数量巨大。如果打开《法国的文献》(Bibliographie de la France)一书，以1856年为例，你会发现在已列举的长达64页的历史文献中，仅传记就占了10页，多于地方志(后者只占9页)，而关于外国历史的文献只占4页，传记作品的数量大约是其两倍。当然，没有必要把这些粗略的数据统计得更为准确，因为标题可能名不副实。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出版物，特别是传记，不过是一些小册子而已。一位历史学家在研究了旧制度时期①400本有关各主教的传记之后发现，只有十来本是真实可信的。但是，不管这些传记的写作质量如何，只要浏览一下《法国历史文献目录》(Catalogue de l'histoire de France)，人们就会对这些堆积如山的传记作品有一些基本的了解。1865年，仅与法国大革命有关的人物的传记就多达21 027本。到了1940年，这一数字增加到71 716。这还不包括由米乔德②、霍夫③、瓦佩罗④、拉鲁斯⑤等人撰写的集体人物传记，而且19世纪这种传记有很多。
有人对记录现代人物的传记辞典进行过粗略统计。19世纪出版了不少于200部，除此之外，还有81部未完成的作品。而20世纪前61年只出版了52部作品，与19世纪形成强烈对比。这一数字仅涉及一般性的人物传记辞典，并不包括记录特殊区域和职业的人物传记辞典及记录历史人物的传记辞典。。这些人物传记辞典尽管数量庞大，然而在文风上却极为浮夸，在传播信息的同时，明显具有商业投机的色彩。抄袭为其主要编写方法之一。普罗斯珀·让·勒沃(Prosper Jean Levot．1801一1878)与其他40位合作者共同撰写了《布列塔尼志》(Biographie bretonne，1852)，然而这部作品充其量不过是与历史“沾亲带故”。阿道夫·罗查斯(Adolphe Rochas，1816—1889)撰写了《王妃传》(Biographie du Dauphine，1856)，书中记录的不过是一些“为严肃的历史所鄙视”的琐事。这些编纂者无一例外都未能为其作品建立独特的创作理念。巴黎大法庭曾审理了一起由两名知名的人物传记辞典作者米乔德和霍夫引起的案件，前者指控后者抄袭。法院的判决认为米乔德的写作缺乏“统一的思想或原则”，其作品没有展示“统领全书的脉络或指导思想”。霍夫博士甚至认为个人生活没有什么令人感兴趣的东西，他称自己主要的改革在于弥补了其他传记辞典记录太多琐事之不足。他声称自己尽力调整“记事的篇幅，以使其着重记录人物的性格，并尽量详尽”。他认为，这正是大多数历史学家所遵从的标准。
传记作家之所以如此小心谨慎，是因为当他们对什么历史事件值得研究、什么不值得研究做出界定时，那些最负盛名的作家对他们的这些做法表示不屑。因此，维克多·库赞①(人们似乎总容易忘记这个人，他直到1867年才去世)断言，民族并不是一群个体的偶然聚合，“它只有在具备了构成其精神内质的所有因素，并展现了自己独特的个性后，才能成为真正的民族”。历史的主题是要展现这一民族个性，而非某一个体；离开了历史，个体便一无是处。“个体是非常渺小而卑微的存在……人文历史无暇顾及，也不能顾及某些个体的存在，他们只是个体，仅此而已。”历史只对伟人感兴趣，因为伟人是其所生活的时代的化身。然而，伟人只是取得成功并被同时代的人认可的人物。这严重了传记作品的写作范围。在任何情况下研究伟人时，都不应涉及他们的私生活，也就是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正如回忆录中所展现的，伟人的私生活极为普通，和所有普通人的一样，不值得历史学家深究。“历史研究的原则是思考重大问题，它找寻伟人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其余的便留给回忆录和传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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